篆书的发展

“篆书”包含哪些文字

商周铜器上的册命、秦刻石的颂辞、清人厅堂中的对联，都进入了后世篆书家的取法范围。几类文字的用途、制作方法和字形相差很大。篆书的发展既有文字结构的整理，也有古代材料被重新使用的过程：原先铸在器物、刻在石上的字，后来成为纸上长线、疏密和行列的依据。

甲骨文、金文首先按文字所依附的材料命名，战国文字还可按地域区分；大篆、小篆则是文字史和书法史沿用的名称。《说文解字叙》记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，又记秦人取其文而有所省改，称为小篆。后世“大篆”的用法扩大，也可泛称小篆以前的古文字。清人所写的大篆，常取石鼓、钟鼎字形，所用范本各有不同。1

秦代文字整理以秦系文字为基础，许多部件的对应关系和比例趋向整齐。东汉许慎编《说文解字》，以小篆为主要字头，并收古文、籀文异体，自称“今叙篆文，合以古籀”。字书将分散的字形按部首组织起来，解释其构造、音义。后来的书家经由这套整理学习篆形，也从出土器物、刻石补充《说文》以外的写法。2

同一类古字进入纸上创作，线条与空白还会重新调整。吴让之用细长圆线写成修长对联，吴昌硕以较厚墨线聚紧字身，外伸长弧又将字势撑开。两人的篆书显示，古字构形可以相沿，笔墨与空间比例有很大的变化余地。

器物里的宽窄与轻重

毛公鼎的长铭铸在器腹内壁，器形和可用面积限制着字列的位置。铜面上的凹线经过磨损、锈蚀，留下今天所见的边缘；拓片将字道转成平面的黑白轮廓。原器照片保留弧面和光照，拓本便于展开读字，两种记录保存了铭文不同的形态。

大盂鼎铭记周王训诫、任命和赏赐，开头“唯九月，王在宗周，命盂”，随后转入“王若曰盂”的训辞。毛公鼎也以“王若曰”起笔，长篇文字须将王命完整留存。册命内容决定铭文的长度，铸铭又要容纳在器内，字的宽窄、行距随之成为实际的制作问题。3

毛公鼎字列密集，各字的外缘随笔画伸缩。“曰”用近方形的围合容纳中横，“天”向两侧舒展，“王”的下部竖线较长。繁字短画聚紧，简字以较长笔段占位，各行之间保持可辨的间隔。字数多、位置有限，并没有使每字都采用相同的宽高。

散氏盘铭文记录土地交接、履勘和参加者，字形大小、倾斜方向比毛公鼎更为错落。有些长线伸入邻字空处，某些部件又彼此挨近，字距随着外缘改变。临写者须将这些相邻关系一同移到纸上；每字分别摆正、均匀放大，会改变原来整行的聚散。4

毛公鼎较整饬，散氏盘较松动，圆厚线条与宽窄不一的字身各自配合。后世称这类字浑厚、朴茂，除了古老构形和圆厚轮廓，也看重长短线、疏密部件不完全均分的安排。整齐和错落都能写出古意，金文提供了多种结构经验。

两个“王”都有三横一竖。毛公鼎这字的上面两横靠近，中横以下竖线较长，下横右端略抬；散氏盘的下部缩短，横线向两侧展开，下横转接竖线处有弯曲。同一构形因横间距离、曲度和宽高比例不同，分别显得修长、开张。

临写铜器铭文，书家须把金属上的轮廓改用毛笔完成。弯笔两端较重、中段收细，或长弧以接近宽度转过，都需要不同的提按、调锋。拓片提供形体关系，墨迹加入浓淡、笔毫纹理和连续运动，纸上的金文因而既保留古形，也留下临写者的用笔。

长弧线与纵向结构

《峄山碑》原刻立于秦始皇二十八年，今已不存。图中拓片出自郑文宝993年重刻的石本，馆方著录为约二十世纪拓印。这一传刻系统保存了修长、匀整的小篆形象：横向短画向中部聚合，下方长线舒展，繁简字在相近高度内接续成列。5

“皇”的上部围合较密，下部三横一竖向两侧展开；“帝”的几层短线相接，下方垂线延长字身。左右呼应与上下高度分配同时进行，密部所占较短，长笔周围留出较多空处。字的中轴明确，轮廓又随各层宽度变化。

图中字线多以圆弧换向，转弯内侧的空处也随弧度收放。毛笔临写长弧时，手须连续调换方向，笔毫一面移动、一面收拢和铺开，才能保持接近的线宽。圆整的轮廓包含持续的动作，匀线也需要细微的用力变化。

左右匀称也容纳细小的差别。笔画较多的部件收窄，少笔的一侧以长线展开，墨量与空处相互配合。篆字因而可以中轴稳定、左右分量相近，而各笔的长度、弧度有所不同；成列以后，这些调整又使繁简字接得自然。

秦代原刻尚有琅琊刻石残段等遗存，字面破损，保存状态与《峄山碑》传刻本相差很大。残石留下秦代刻字的实物，重刻本则使较完整的篇章和字形继续流传。后世书家所学的秦篆，来自这些残存、传摹和重刻材料的共同积累。6

诏书刻在度量衡器和铜版上，又可见较方折、参差的字。国博所藏两诏青铜版，一面刻始皇、二世诏辞，另一面还留有铸造大字诏版的反书范字。同一块铜材先后承担不同用途，字的大小和制作方法也改变。秦篆的实际使用包含这类行政、制作活动，纪功刻石所传的整齐面貌只是其中一部分。7

篆形的辨认与选择

篆形转成楷书，既发生线条改变，也发生部件的移位、省并。“水”独立成字时，中线两旁有分流的曲笔，作偏旁以后常收成三点；“心”的弯曲轮廓，到楷书分成点与卧钩。这些变化使常见字也有不同面貌，书家须先辨清构形，再决定长线和部件怎样安排。

同一部件处在字底可以横向展开，放在左旁则常须收窄。书家从《说文》查得整理过的篆形，又以器铭中的具体写法相参，字书的分类和实物的异体由此进入同一幅创作。选择哪一形，既涉及文字依据，也影响全字的宽高、密度。

《说文》释壶为“昆吾圜器也，象形”，将古字同圆腹器物相连。吴让之写“壶觞寄豪放”，首字用曲线围出较大的内空，后面的“觞”有较多短画。两字保持接近的修长外形，内部疏密各异。“壶”保留较多象形意味，“觞”由多个部件组合，字形的来历也影响它们在纸上的安排。8

一字的古形往往有多个来源，字书以器名、碑名标明出处，使书家能够选择相近的构形系统。集《石鼓文》字写联，来源集中，长短和墨量可在相近字法内调整；兼取不同地域、时代的形体，则要重新协调线条性质和部件比例。篆书创作包含这种文字选择，学问与纸面的疏密安排直接相关。

古体持续被书写

楷、行、草成为日常主要书体以后，篆书多用于碑额、印章和郑重题字。碑文以楷书叙事，额上用篆字写碑名；书画以行书题跋，姓名印多用篆体。古老字形在这些固定位置反复使用，逐渐带上庄重、古雅的意味，也使篆书在日常文字更替后持续流传。

唐代李阳冰以篆书名世，《三坟记》《城隍庙碑》等成为后代的临习范本。到清代，包世臣为邓石如作传，仍将李氏两碑同秦刻、石鼓并列，记其反复临写。篆书取法跨越朝代，唐人的整理与书写也成为后人理解古篆的一部分。9

宋代金石著录同时整理铭文和器形，摹录字形、考释字义相互配合，古篆的资料不断扩充。元代赵孟頫《妙严寺记》卷首自署“书并篆额”，篆书写寺名，楷书写碑记正文。多体书写和金石考证各有用途，共同延续了篆书的使用与研究。10

印章中的篆字还要适应印面。朱文印出红字，白文印出白字，文字与边栏之间的距离因而有不同作用。字形可随方形、长形等印面伸缩，密部位置也要同边缘配合。清代许多篆书家兼长篆刻，纸上书字与印稿布局彼此参照，进一步扩大了篆书安排空间的方法。

篆书长线中的提按

邓石如的篆书以多种古刻、铜铭为基础，又参入隶书笔意。包世臣记其篆法“稍参隶意，杀锋以取劲折，故字体微方”。圆线在转向、收束处增加劲折，字身也随之改变。清代篆书对古代范本的运用，包括将不同书体的笔法重新组合。11

包世臣又记邓氏教语：“字画疏处可以走马，密处不使透风，常计白以当黑，奇趣乃出。”疏处、密处使用悬殊的距离，空白同墨画一起参加结字。包氏随后用这番话解释六朝书，说明它在师生讨论中已超出篆书一体，成为比较古代结构的方法。12

清代对联、长轴的大字创作，也给篆书提供了更大的篇幅。字径扩大，长线的轻重、墨色更为显著，两轴还须在字数、位置和总分量上相配。篆书早已有纸上墨迹，清人的工作是在这类陈设幅式中继续扩展用笔和布局。

修长字形中的疏秀

吴让之《壶觞寄豪放，丝竹写襟期》联，两轴各98×27.8厘米，字沿纵向展开。“觞、襟、期”的结构较繁，细圆线之间仍分出清楚层次；“壶、竹”内部较疏，长线将字身撑到相近高度。联语中的繁简字交替出现，疏秀的面貌来自细线、修长比例和通畅内空的配合。13

下联开头“丝”的两组曲笔相应，下端长线垂落；紧接的“竹”以少量长线留出较宽的中央空处。字身宽高接近，字内密度明显改变。吴让之保留了这种差别，长行中密笔之后有较大空处，字列的轻重随文字本身起伏。

“写”的上覆部分将内空围在中央，“襟”的左右两部则以窄长通道分开。相近线宽要经过许多弯转、交接，笔毫须不断调向，转折后的短线才能接得清楚。细线占地少，给繁字留下较多白道；持续、充实的行笔又使复杂部件保持完整。

两轴各有五字，对应位置的繁简不完全相同，总体高度、墨量较接近。署款在旁侧缩小书写，与正文长线分开。单字内部已有疏密，正文同小款之间又增加一层尺度差，对联因此既有整齐外观，也有细部的轻重变化。

石鼓字写成厚重联语

吴昌硕同样借古篆写联，线条较厚，字内通道随之收窄。图中“以朴为秀古原树，其真自写余阳花”联，款记集旧拓石鼓字，写于1918年。古字来自石刻，厚线、倾侧和长短变化则在纸上重新组织，使字身密处更重，外伸笔段的方向更显著。14

吴昌硕厚线中的边缘起伏、局部枯白和转向变化，使墨道显得凝重而不板滞。圆实笔段在弯处略收，转后再铺开，粗线内部仍有轻重。所谓苍厚，也包含这种行进中的迟涩和变化，线条加宽并不等于处处用同样的压力。

石鼓字为吴昌硕提供古形，他借联语重新安排字的大小与墨量。“古”较简，下接“原、树”，短画增多，行中密度加大；长笔穿出密部，又使字势向外展开。取法古刻和纸上的书写相互结合，形成后人所称的金石气。

吴让之将复杂结构写得疏朗，主要借细线之间清楚的通道；吴昌硕增加墨量，将密部聚紧，再用长笔展开外势。两人都依据古字构形，采用的线宽、空间比例不同。古篆进入纸上，形成个人风格的方法并不限于一种。

古字的考订与创作

篆书创作中，文字考订与实际书写始终相连。字书和器物保存不同的古形，书家从中选择适合联语的写法，再按照纸幅安排长线、比例和行列。古字的繁简、部件关系限制着改写的范围，也提供了各不相同的结构。篆书在日常应用减少以后继续发展，既依赖这些资料的积累，也依赖书家将它们写出新面貌的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