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献之
与二王书风

王献之与父辈的书学

“鸭头丸故不佳，明当必集，当与君相见。”王献之这封十五字短札，谈过药物，接着约定明日会面。现存《鸭头丸帖》为绢本古摹，两列墨字右长左短：右列九字写到“必”，左列从“集”接起，到“见”字较早收住，下方留下大片空绢。繁密字间忽有简短笔形，细线又转入伸长的末笔。信写得短，字形的变化和两列的配合十分丰富；王献之从父辈所学的行书中，发展了更舒展、流动的写法。

王献之字子敬，是王羲之第七子，通常系年为344至386年。他做过中书令，后人称他“王大令”；王羲之的“王右军”也来自官职。父子后来并称“二王”。王献之成长时，父亲已经以书法著名，王凝之、王徽之等兄长也善书。家人往来通信、相互观摩，使学书同日常生活紧密相连。1

《晋书》记他七八岁学书，父亲从背后抽笔，没有抽脱，赞道“此儿后当复有大名”。同传以“工草隶，善丹青”概括所长，又记桓温请他题扇，落笔有误，他随即画成一头乌驳母牛。传记将学书、绘画相连，称许他执笔的能力和随机应变的才思。2

王献之还曾在墙上写方丈大字，《晋书》说围观者有数百人。题壁的字径远大于短札，观看距离也更远，他的书写才能因这类公开题字而广为人知。3

谢安想请他写太极殿榜，试探时提起韦诞被悬在高处题榜、吓得须鬓尽白的故事。王献之正色说：“仲将，魏之大臣，宁有此事！”又说，若确有此事，可以知道魏的德运为何不长。谢安听出他的意思，不再强求。王献之身为朝臣，也以书法受重视，不愿因擅长题字而任人驱使。他借旧事批评如此对待大臣的做法，谢安也尊重了他的拒绝。4

谢安曾问他的书法比父亲如何，《晋书》记其回答为“故当不同”；谢安说外界评价不是如此，他答“人那得知”。虞龢《论书表》录这段问答，答语作“故当胜”，更显出争胜的自信。父亲已负盛名，王献之对自己的书法也有很高评价，旁人的品评并没有使他改变看法。5

羊欣评他“骨势不及父，而媚趣过之”，分别说出父子的长短。“骨势”着重结构与线条的支撑，“媚趣”偏向姿态的妍美、流转。与他同时代或相距不远的书家，已能从王献之的作品中认出这些区别；后人学二王，也逐渐有了不同的取法方向。6

王献之的字经不同传本保存下来。《鸭头丸帖》是绢本两列行书，《中秋帖》现存宋临本有连续回转的草形，《洛神赋》十三行在刻帖中保留细密小楷。从短札到辞赋，文字多少、书体和幅面改变，伸展、连贯的方式也随之不同。

《鸭头丸帖》的两列

上海博物馆藏《鸭头丸帖》，绢本纵26.1厘米、横26.9厘米，馆方列为唐摹本。信中“故”意为仍然，“明”为明日，“集”为会聚。前六字说药物的情况不佳，随后约好次日相见，语气熟悉而简短。7

“鴨”的左部与右边鸟形紧靠，细笔集中；“頭”右部“頁”的笔段层叠，末笔向右伸出。两个繁字的密处接连出现，随后“丸”的长弯笔张开轮廓。下面“故”“不”“佳”又以左右分部、少笔字相间。各字属于同一短语，所占宽度、高度不同，字形的开展也不只靠增加笔画，少数笔段同样能占据醒目的位置。

右列下段“明”墨色较浓，左右各围出小块空白。“當”压紧上下叠置的结构，弯笔向左伸出，再向右下折回；“必”略小，几笔交错，在绢幅下缘附近收住。句意尚未结束，“集”移到左列顶端，接成“明当必集”。原信按纸面安排换列，短语跨过列间空白接续，行尾并不总是句末。

帖中两个“当”各有位置。右列“明”“必”之间的“當”，上端靠近“明”，下部转笔向两侧张开，墨线粗细相差明显；左列“集当与”的“當”较窄，细线在上下两层盘转，与“集”接得很近。相同草写结构随邻字调整，一处开张，一处紧凑。

左列“与君相见”逐字下行。“君”上部较密，口形收在一侧；“相”分左右两部；末字“見”上部围合，下方伸出长笔。它的收笔明显高于右列的“必”，左下方留下大片空绢。两列宽窄相近，长度不同，正文的分量因而偏在右侧。

绢地经纬纹理穿过字内、字外，浅细处尤其明显。“鴨”“頭”的浓笔边界清楚，下方若干弯笔已经浅淡。左侧“天历之宝”印下，虞集题“天历三年正月十二日”，记元文宗赐帖给柯九思。十五字短信带着赐书记录传下，原来空出的绢地也成为后人钤印、题记的地方。8

两封短信的收放

王羲之《奉橘帖》十二字，王献之《鸭头丸帖》十五字，都写成右长左短的两列。句意也都跨列：《奉橘帖》将第二个“未”留在右列最末，左列续“可多得”；《鸭头丸帖》以左列“集”接右列“明当必”。父子沿用相近的短札形式，繁简字与行尾的处理各有变化。9

《奉橘帖》“橘”后接“三”，几道横画分得清楚；《鸭头丸帖》“头”后接“丸”，简字以较长曲线展开。两件都以繁简交替疏开密集笔画，王献之这一组的转向更连续，字形外缘也更舒展。

收尾的差别也很明显。《奉橘帖》“可多得”的短画较易分辨，《鸭头丸帖》“与君相见”的转笔接续，末字“見”又向旁边伸出。王献之沿用熟悉的行书部件，通过省并、连转增加流动感；单字仍各占位置，句尾已经有较长曲线贯穿。

后世论二王，常用“内擫”“外拓”。何良俊《四友斋丛说》引袁裒评王羲之“内擫而收敛”，王献之“外拓而开扩”。这是一种将笔法和整体风貌联系起来的解释。字内转笔收紧，外缘就较敛；弧线向旁边展开，字的轮廓也随之张开。《鸭头丸帖》两处“當”一开一收，开展的笔势同紧凑部件配合，并未使整列松散。10

《中秋帖》的三行墨线

故宫博物院藏《中秋帖》，本幅纵27厘米、横11.9厘米，三行二十二字，现存本通常认为是宋代米芾临写。故宫介绍从竹料纸、用笔和旧评讨论其年代。清乾隆将它与《快雪时晴帖》《伯远帖》并称“三希”，卷上保有御题、鉴藏印与后跋。王献之的草法经临写、收藏继续流传，这张宋代纸本也有了自己的传承经历。11

三列依次为“中秋不复不得相还”“为即甚省如何然胜”“人何庆等大军”，前两列各八字，末列六字。故宫介绍将它同《宝晋斋法帖》所刻《十二月割帖》相联系，刻帖在“中秋”前还有“十二月割至不”六字。现本只留短段，字在连写中高低、宽窄不断改变，三列的收尾也参差不齐。12

首列从“中秋”往下，线条接连折转，到“不复不得”，笔段在回环中推进。两个“不”相隔一个“复”，上一个夹在较密转折中，下一个接着下行，形状、大小各异。列的外缘宽窄不齐，有长笔伸出，也有转入细线后明显收窄的地方。

“相还”接近首列末端。“相”的左右结构压缩进连贯草形，“還”的外围长笔又增加回转空间。一条线有时既完成前字的收笔，又导向后字；折转和围合仍保留各字的关键部件，字的边界可以由这些部件及上下文字辨认。

第二列“为即甚省如何然胜”繁简相接，各字横向占地不同。“如”“何”保留左右结构，“然”“勝”省并更多，长线在窄幅中转向。重笔之间留有小块空白，将密集的回转分开；这些空处一旦挤掉，几个草形容易结成一团，连线的走向也难以分清。

末列“人何庆等大军”字数较少，下方留出纸地。“大”以少数长笔展开，“軍”收成密集草形，外伸笔又接入较紧的转折。这一列的宽度随字形伸缩，到末尾收拢，右边较密集的两列也有了疏开的收尾。

米芾《书史》评所见《十二月帖》：“运笔如火箸画灰，连属无端末，如不经意。”火箸在松灰上划过，能留下连续、顺势的痕迹，他借此称许转接的畅达。《中秋帖》宋临本也以细线穿接重笔，少笔字处伸展，繁字处在短距离内回转；连绵之中，笔段的分量和方向始终在变。13

《中秋帖》正文只占整卷很小一段。前面有乾隆题“至宝”，本幅右上又题“晋王献之中秋帖”，后面接董其昌、项元汴、乾隆等人题跋。它因三希堂收藏而广为人知，御题、印记和后跋既记录递藏，也影响后人怎样命名、评价这件作品。14

两个“不”与两处“何”，也留下同字变形的例子。“不”用少数交叉笔段写成，“何”将人旁与右部连合。接上一个字的方向不同，后面又须续写不同字形，收笔、回转就随之调整。同字保持可认的结构，在连续字群中各有姿态。

连写中的停顿和字界

米芾接着称《十二月帖》为“一笔书”。这个说法形容笔势连贯：字与字有实线相接，也有墨迹已经断开、方向相承的地方。蘸墨、移位、换行之中，动作仍能彼此呼应，观看时就有连续下行的感觉。《中秋帖》的长线与断笔交替，体现的正是这种连贯。15

连写要将前字终点同后字起点接起来。前字末笔若向右下结束，后字起笔在左上，毛笔就须提起、回绕，或借草法改变收笔方向。轻细牵丝将部分回转留在纸上，悬空移动只留前后两端。于是同一列既有隔开的字，也有几个字相连的小段，停连随字法而变。

草书约定的省并，使复杂部件能写成较少的转折。原来须重新起笔的地方连续运行，横竖相接处也可改用弧线。“何”的人旁、右部，“相”的左右两边，经过简省保有结构联系，前后字才有连写的余地。

连续换向还靠提按调节。转弯前稍提，线条变细，锋毫较易换向；转过以后再按，后段恢复分量。长弧线可以前重、中轻、末段再重，几次动作合成一笔连贯的轮廓。《中秋帖》同一字群中的宽线、细丝，也将转折分成不同轻重。

行间留白使连绵草形保持清楚的列次。字内已有许多交叉，邻列若再大幅互穿，前后字序容易混淆。本幅各列间留出可辨距离，长笔伸出时，邻列有相应余地；列内转折密集，列间的长条空白使它们仍能分开。

王羲之《远宦帖》较多草字各自成形，字内回转，字间短暂停开；《中秋帖》连续字群更长，粗细变化也更大。《远宦帖》六列，《中秋帖》三列，字径、幅面不同。把相近字组并列，能从接续和断开的位置，辨出各自组织一列文字的方法。

《洛神赋》十三行

王献之名下《洛神赋》小楷传帖，将字的伸展放进了细密的正体结构。曹植原赋写人与洛水女神相遇、倾慕而分离，传世残段从“嬉”起，到“体迅飞”的“飞”为止，俗称“十三行”。它承接原赋中段，神女的动作、叙述者的心情相继展开。16

本帖后附周越题记，署祥符八年，即1015年，记所得遗迹除头尾外有十三行、二百五十字，并“重加整背”。“十三行”的通称，有这条旧记为依据。《快雪堂法帖》将赋文、周记及后人题跋合刻，既保存残段字形，也留下它曾被装背、鉴藏的记录。17

《快雪堂法帖》将残段刻成册页，文字分置左右。“左倚采旄，右荫桂旗”，接“攘皓腕于神浒兮，采湍濑之玄芝”，先描写女神的仪仗、动作；“余情悦其淑美兮，心震荡而不怡”，再转入叙述者心情。长短相间的句子排入小字列，繁密字形同反复出现的“兮”交替。18

“皓”“滸”“湍”“瀨”部件较多，内部细线密集；“兮”只有少数笔段，下部弯笔围出较开阔空处。它反复夹在繁字之间，每逢句中停顿，字行也出现短小、疏朗的一字。赋的语句节奏同字形疏密，在这些地方彼此配合。

许多字向横向展开，短横微仰，撇捺从较紧的字心伸向两侧；上下结构则压紧上部、放开下部。一个字有伸有收，并不占满四方空格。放进紧密字行，外伸笔可用邻字留下的余地，繁简字的轮廓也随之收拢、张开。

黄庭坚《书赠福州陈继月》引苏轼说：“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。”“十三行”的小字也有这种宽绰：“倚”将人旁收窄，让出右部；“采”下方斜笔展开，上部短画集中；简字“之”周围留有较整块黑底。各字依部件分配宽度，密处仍可细辨，疏处又有伸展，小楷因而舒畅。^〔书论〕

临写“左倚采旄”，把每字一律写宽，几字容易挤在一起。人旁的收窄、撇捺的开展和简字周围的空白要相互配合；横画稍粗，内部间隔也须调整。“有余”包含着这种分配的能力：繁字各笔写足，展开以后，字内、字间还有清楚余地。

“无良媒以接欢兮，托微波以通辞”，写叙述者没有媒人传意，托水波递话。“良媒”“接欢”较繁密，旁边“以”“兮”短小；左右结构同简单斜笔、弯笔接续。句意从仪仗、动作转到传情，字行也因所用词语而换了一组疏密关系。

同为二王小楷传帖，《乐毅论》写历史人物的功业、政治处境，《洛神赋》写神女的衣饰、行动和情感。题材带来不同字组：赋中水旁、衣旁较多，“兮”反复出现，繁字与短笔虚字相间。抄写者须随所写文字调整偏旁宽度和邻字距离，文章的词句也参与形成书法的面貌。

“执拳拳之款实兮，惧斯灵之我欺”，将诚恳同疑惧连写。“拳拳”为恳切，“款实”指诚意，“斯灵”即神女。叙述者想起郑交甫遇神女、获赠佩饰又失去的传说，开始犹豫，继而“收和颜以静志兮，申礼防以自持”。热切转入克制，下一段又由神女徘徊、回应，接着展开。19

这一段屡写心情，心旁也反复出现。“情”“悦”“怡”将心旁收在左侧，“悵”“懼”又为更繁密的右部让位；“之”“以”“兮”等短字插在其间。同一偏旁随右部繁简调整，喜悦、担忧和自持的叙述，就以一组组宽窄不同的小字接写下去。

后文“或戏清流，或翔神渚，或采明珠，或拾翠羽”，铺陈众灵活动。四个“或”带出四种动作，句式整齐，后接之字繁简不同：“戲”转折多，“采”下方展开，“拾”分左右。反复出现的词组，也因字径、部件宽窄和笔段方向而各有姿态。20

羊欣的绢裙与南朝书家

羊欣曾亲受王献之教导。虞龢《论书表》记，王献之任吴兴太守时，羊欣十五六岁，夏日穿新白绢裙昼寝，王献之在“裙幅及带”上题字。羊欣醒后欢喜，珍藏这件衣物，后来献给朝廷。文中另记一名年轻人穿精白纱衣求字，王献之写遍两袖等处，旁人追逐争抢，年轻人最后只保住一袖。衣料可写字，书家留下的手迹又可珍藏、献纳，才有了这些题衣、争取的做法。21

王僧虔《论书》说羊欣、丘道护都曾“亲授于子敬”，又评羊欣“行草尤善，正乃不称”。同受一人教导，所擅书体也有侧重。到了刘宋、南齐，王献之的写法经过这些书家相传，“子敬法”同右军旧法一样，已经成为评价后来作品的依据。22

谢灵运又将中书保存的王献之上表，自己临写后暗中换出原件，王僧虔形容为“皆自书窃易真本”。旁人没有起疑，到刘宋元嘉初年才向他索回，其中有为谢安争取殊礼的上表。中书按政务留下的文书，因为作者的书名，成为谢灵运想据为私藏的手迹。23

《晋书》录有这道表文。谢安去世，朝廷对赠礼有争论，王献之称他“实大晋之俊辅”，请皇帝追念忠勋、郑重议定，孝武帝随后加以殊礼。上表在当时影响朝廷议礼，其笔迹又吸引后来的收藏者，王僧虔记下的窃换、追索，正接续了这份文书的经历。24

梁代萧子云自述，早年“随世所贵，规模子敬，多历年所”，反映王献之写法在南朝的盛行。他撰《晋史》二王列传时曾想论草隶，后来读到梁武帝《论书》，才更用心研究钟繇，自称“始变子敬，全法元常”。取法方向随鉴赏意见改变，皇帝的好尚也参与影响书家对古人的选择。25

唐太宗推重王羲之，《晋书》论赞以“字势疏瘦”等语批评王献之，父亲的典范地位又因宫廷搜求、摹写而加强。到了北宋，《淳化阁帖》第九、第十卷专收王献之书，提供一批可反复传拓的范本。即使评价有高下，收藏、刻帖和临习也长期保存着两种书风。26

二王范本中的不同选择

二王留下多种书体，后来学书者可据以处理不同的书写任务。小楷的点画分明，连贯多靠各笔方向接应；行书将部分动作相连，草书又进一步省并部件、贯穿字群。由小楷换到草书，字形简省的程度变了，提按、转向和安排疏密的能力仍可相互帮助。

孙过庭《书谱》论二王，在比较优劣之外，又提出真、草需要互通。草书有省并、连写的法度，正书也讲点画相应、起止相接，彼此参照才能更完整地理解运笔。二王兼擅多体，留下的不同范本，也支持了这种学书方法。27

黄庭坚比较父子草书，另以文章为喻：“右军如左氏，大令似庄周。”《左传》叙事细密，前后照应；庄子文章跳宕，转折不拘常途。他借两种文章风貌品评二王，尤其欣赏王献之的超脱，又将颜真卿、杨凝式同这一风貌相联系。王献之成为后人取法的典范，也与这种欣赏自由变化的眼光有关。^〔书论〕

王献之从家中所学的字法出发，增加了外伸、连转的笔势。羊欣以“媚趣”称许，黄庭坚以庄周作比，都看重这种能随字形、文句变化的生动姿态。流传下来的古摹、宋临和刻本各有制作、保存的经历，后人也从中学到不同的写法。父子共同成为典范，他们的字法也因后人不断临习、取用，继续发生新的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