甲骨文
与早期文字书写

通常谈论的甲骨文，主要指商代晚期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，以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材料最为丰富。这里曾是商王朝晚期的都邑，大量甲骨与王室占卜有关。龟腹甲、牛肩胛骨经过整治，用于灼烧取兆，有关占卜的文字常刻在相应位置。本篇讨论的主要是这批晚商材料。

“甲骨文”依载体命名，包含着同一时代多种刻写面貌。龟甲和兽骨限制了落字的位置，字的构造又有当时通行的写法；在这些条件下，刻手还可以把线条写刻得宽些或细些，将字组排得疏些或密些。书法史所讨论的风格，来自具体材料中的这些差别。

“甲”与“骨”点出了两类常用载体。龟腹甲较宽，中部有纵向结构，两侧大致相应，文字可以分布在左右区域。肩胛骨的厚薄、曲面和边缘又有不同，适合刻字的地方随着骨形改变。许多甲骨出土时已经碎裂，今天的一小片，只保留了原来一版中的一角。

肩胛骨表面较宽，厚薄与弧度又各有不同；龟甲分腹甲、背甲，可用的边缘和曲面也不一样。全形照片将单字放回这些条件中：卜兆已经占了哪一处，边缘从哪里收窄，往往能解释一列字为什么在那里停下，下一组又为什么换了方向。

殷墟出土记录，将甲骨同建筑、灰坑和器物联系起来，有助于判断活动地点与年代。散入各地收藏的旧藏材料，更多依靠字形、辞例和同类甲骨研究。完整发掘记录增加了文字以外的线索，有时一个尚未读出的字，也能凭出土关系先确定大致时代。

这片牛肩胛骨上的文字集中在较平整的表面，边缘缺口切断了原来的骨面。断失的行首或行尾，需要借助其他残片和同类辞例补充判断。

残片难认，有时因为字没有保存完整。上端随断口失去，短画被磨平，裂纹又穿过部件，剩下几线可能像另一个字。将完整同字的照片放在旁边，再沿骨面的断处、裂隙核对，能看出哪些是旧字的刻线，哪些是后来失去的部分。

这些晚商文字已经能够记日期、人物、行动和判断，并反复组成可读的语句。它们所呈现的是一个已经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；汉字在此以前怎样发展，还要靠更早材料补出过程。

像“牛”“羊”这样还有形象来源的字，进入卜辞以后用来记录语言中的词；一些字又通过借音记录其他词。相同语词、句式在不同骨片上反复出现，研究者便能将残缺的记录互相参照，逐渐确认字形和词义。

大英图书馆Or.7694/1595号甲骨的正面，有成组文字与细长裂纹；背面几处圆形凹窝旁，留着狭长的凿槽。钻凿使局部变薄，加热后裂纹从这里向骨面延伸，形成供占断使用的“兆”。加工的位置影响取兆的位置，文字又围绕占卜活动刻写下来。

背面的圆窝、长槽较深，用来削薄骨质、集中受热；正面的细线按部件组成字形，用来记录占问。两种加工靠近时，阴影会叠在一起，正反面对照可以看清窝槽的位置，再追踪裂纹怎样伸向刻辞附近。

一道兆纹有主干和分支，走向受钻凿位置、骨面厚薄等条件影响。文字刻在附近，将占问同相应卜兆联系起来；再占时，新兆、新字又加入原来表面。今天照片中同时显现的几组文字，可能是在不同时间先后留下的。

同一事项可以反复占问，卜兆旁的小序数标记一组灼兆中的次第，后来还会补刻应验情况。因此，一片甲骨上的文字常分属几次记录。各字组的方向、相互距离以及与卜兆的位置关系，能帮助判断哪些内容原来相连、哪些内容在后来加入。

反复占问同一事项，还会用到几版甲骨。史语所藏《丙》0028与0030分别是同套的第三卜、第四卜，都问两位臣子来殷，背面另有占辞。两版的日期、人物和辞式可以对照，字旁序数又记录占问的次第，使分开的实物仍能联系起来研究。1

董作宾所摹立轴上方保留卜兆与朱色序数。小序数附在兆旁，字径和位置都与记录所问事项的大字不同；几根短横原是标次第的记号，摹成立轴后，又参与了字群间的疏密安排。

甲骨卜辞涉及祭祀、征伐、田猎、疾病、生育、年成和天气等事项，其中许多与王室活动及统治事务有关。问雨与问收成关系尤其紧密：雨何时到来，影响耕作和出行；能否获得收成，又关系到一年的供给。

史语所藏《乙》0867，记丙子日由贞人韦占问年成。一条命辞作“我受年”，另一条作“我不其受年”，肯定、否定两面相配，这类占问称为“对贞”。“受年”指获得收成，两句的共同文字反复出现，也为辨认字组提供了参照。2

卜辞常用很短的语句记录所问事项，“贞”等字和前后的活动信息交代占问语境。现代说明译成“会不会……”，便于理解问题；排印释文则通常保留原来的词序。两种文字一处解释文意，一处供人核对古语。

一条较完整的卜辞，可以先记日期、贞人，再记所问事项，随后补商王据兆作出的判断及事情的结果。研究者相应称为前辞、命辞、占辞、验辞。它们有先后发生的过程，保存下来的文字常只见其中几部分，阅读时需要辨认哪些内容是后来追加的。

“丙子”“辛酉”等干支常出现在记录开端，贞人姓名又帮助辨认占问者。日期、称名与语词反复配合，便于追踪相关活动的时间。大英图书馆将本篇甲骨背面的一段刻辞解释为月食记录，文字的时间信息还可与天象研究联系。3

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依次搭配，形成六十个组合，用来循环纪日。国家博物馆的刻干支表牛骨，保留甲子至癸巳三十项，是六十干支的一半。从甲子、乙丑接到丙寅，日期的次序刻在骨上，便于反复核对。4

干支每六十天重复一轮，“丙子”因而会在不同月份和年份中再度出现。卜辞中的干支给出日期在这一轮中的位置；商王世系、相关人物、天象和考古背景，帮助研究者把记录放进更长的年代中。相邻几条卜辞的干支，常能显示几次占问的先后与间隔。

《丙》0247记妇好分娩。占问“妇好娩嘉”，商王按可能分娩的干支日判断吉凶；事后的验辞记“三旬又一日，甲寅娩，不嘉，惟女”。占问、判断和结果先后刻在同一版上，正可对照前面几类记录。“嘉”指好结果，生女被记为“不嘉”，也留下了占问者对婴儿性别的偏好。5

甲骨上还有记事性文字，内容未必都是一次问题与回答。田猎所得、物品或材料的来历，可以以较短记录保存。董作宾所摹田猎甲骨中，动物名称之后接数目，读法更接近一份计数记录。几个简短符号究竟表示物名、数量还是卜兆次序，要结合前后语词判断。

甲骨刻线常见尖细的起端和带棱角的转折，与硬质表面的加工方式有关。刀锋进入骨面，沿一定方向推进，转弯时须调整刀的位置和用力；较宽的线可以反复刻削，曲线由连续的小幅转向完成。线端的收尖、交会处的深浅，因刻手的处理而异。

骨面还保存着少量墨书和朱书。史语所藏《乙》0778号龟甲留有朱色书写，内容与来日是否下雨有关；6《乙》5867与8202的缀合材料又提供了先写后刻的实例。这类材料中，笔写先安排了字形，刀沿字形加工，局部还留着未被刻线覆盖的颜色。

《乙》5867与8202缀合后，释文作“丁未卜永贞：自今至于辛亥雨”。“丁未卜永”刻在背面，其余在正面，日期、贞人和所问事项分处两面。骨面上的距离不妨碍它们组成同一条记录，读通以后再看排列，才能知道哪些字原来相连。7

刀刻一条线，可以一次推进，也可以从不同方向分段接合。较宽的笔画若沿两侧修刻，中间需要处理得衔接；一个交叉部位又可能由先后几刀重叠形成。研究加工痕迹会观察沟槽断面、交会处的深浅和刀痕方向，普通平面照片主要显示轮廓与阴影，三维记录或实物观察能补充深度信息。

朱色也有刻后填入的情形。《乙》0867将朱砂填进字槽，增强了刻辞的鲜明程度；未刻的朱书则直接留在骨面上。颜色落在平面，还是沿凹槽分布，能够帮助辨认先写后刻、刻后填色的不同次序。

图中牛肩胛骨的下部，短线抵向长线，几处交会形成较深的暗部，伸出的线端逐渐收尖。交接处的深度与刀的加工有关，笔写时的提按则发生在柔软笔毫与骨面的接触中。两种工具可以表现相近的字形，形成线条的过程各有特点。

刻辞保存了大量字形，少量未刻朱墨又让我们看见笔写的宽窄、转折。两类材料相互补充：刻线中清楚的部件关系，可同笔写的连接对照；骨面上留下的墨迹，则使一些仅凭刀痕不易判断的用笔有了参照。

拓片依凹凸取形，刻入骨面的字口容易显现，平面上的朱墨书写通常拓不出来。彩色照片可以补上颜色和位置，三维图像再补沟槽深浅。同一骨片的拓片与照片不同，有时就因为它们记录了不同的痕迹。

刻线末端收尖，中段稍宽，交会处集中几笔，字形会显得既聚拢又有向外的伸展。毛笔临写时，要用提按和转向重新组织这层轻重，使短线收在字内，长线伸向外围。古字结构可以参照，硬骨上的刀刻则要转成纸上笔毫能够完成的动作。

董作宾把朱书、墨书和卜兆放进同一幅立轴，用颜色、字径分开正文、序数与说明。这种安排依托他对原甲的考释，又适应纸上悬挂的观看：古字放大居中，材料来历用较小的行草留在下方。近现代甲骨文书法因此也同殷墟材料的发现、整理一起发展。

一些甲骨文字保留着鲜明的形象来源，人的侧面、动物的角和足、器物的外形，都参与了造字。识字读物常从“日”“月”“人”等字讲起，形与义容易联系。进入卜辞以后，这些字记录的是语言中的词，具体意义须放回整句话理解。

“牛”突出头部和两角，“羊”以另一种角形区分，身体大部分被省去。少数构形特征已经足以表示不同的词，具体刻写时，长角可以缩短，两侧也可以略有高低。形象来源相近的字，正是在这些保留与省略中形成各自的写法。

同一个字的弯直、部件方向和繁简会有不同，某些写法还可左右反置。相比熟悉的楷书，早期字形在部件位置上有更大的变化余地。研究者把能够确认属于同一字的写法汇在一起，比较哪些构形特征始终保留，哪些部分可以改变。

甲骨文已使用假借和形声等办法，释读须结合古音、同类字形和辞例。某字反复出现在哪些词前后，是判断其意义和用法的重要依据。

假借把一个已有字用来记录声音相近的另一个词，字形沿用，所记词义随语境而变。这种联系建立在当时的语音上，后来读音变化，今天未必还能直接听出。释读时除了看字形，还要查它同哪些词一起出现，并结合古音比较。

形声字的形旁提示意义类别，声旁提供读音线索。某些异体只是笔画弯直、长短不同，另一些则增减或更换部件。字编将同字的这些写法汇在一起，便于分清一般写刻差别与构字方式的改变。

董作宾的田猎刻辞摹写，将动物名称和数量排在同一组中，字间较疏，长短画与部件位置容易分辨。纸上朱书把原来刻线转成了笔墨，读猎物名和数字的同时，也能比较他怎样安排古字的宽窄。

查阅字书时，常会遇到“隶定”：保留古字的部件关系，把线条转写成便于排印和讨论的笔画形式。隶定交代字形结构，释义解释它在辞中的意思，两者属于不同工作。原字照片则保留转写时容易省去的弯曲、斜向和细小差别，对尚有争议的字尤其重要。

“我受年”的“年”隶定为今天熟悉的字，句中却指年成，而非“今年、明年”的年份。读出字形以后，还要把它放回“受年”这组语词，才知道所问的是收成。隶定和释义的区别，在这样简短的卜辞里就很清楚。

字形残缺时，整理者会标出缺字、存疑或据同文补入的部分，所用符号在凡例中说明。骨面缺去一个字，同类卜辞恰好保存了相同语句，释文就可能据此补入，使整句能够连贯阅读。原图保留残缺的骨面，释文把存字与补字分别标明，白话译文进一步呈现占问的内容。

董作宾所摹的序数和田猎计数，有时都只用一、二、三之类的短横，位置与前后文字却不同。兆旁小字标次第，猎物名后的数字记数量。读出这些区别以后，简单横画在全幅中所占的位置和尺度，也有了具体来由。

甲骨可供刻字的表面受到许多限制：骨面本有弧度，钻凿占去一些位置，卜兆向外延伸，先刻的文字又占据一片区域。后来加入的记录要沿剩余空间安排，所以一版刻辞的疏密常在几次使用中逐渐形成。

大英图书馆这片甲骨的正面，文字沿几条路径分布，上方较开阔，下部的字组更密，中间露出大块骨面。背面深凹窝旁保留着纵向刻辞，可用的位置比正面狭窄。两面的行列各自适应骨形，字组之间的距离相差很大。

两列文字靠得近，未必出自同次占问；正反面相隔的两段，又可能合成一条命辞，如前面的问雨缀合甲骨。字向和骨面位置提供线索，日期、贞人及语词则帮助确认记录单位。分清每一条文字之后，才能继续考察几次占问怎样利用同一块甲骨。

在这片实物上，密集字组旁有较大空白，轮廓因而清楚；细线靠拢处，骨面只从狭小间隙中露出。远看时，几组刻辞彼此分离；放大到字组，才看得出长画向外伸展、短画收在字内的安排。

疏密的形成还包含字形繁简。一个字只有两三根长线，字内可留较大的骨面；另一个字含较多短线，刻手要分配更小的间隔。在相近字高内，繁字容易显密，简字显疏。刻辞中长线伸向字外，会占用相邻空隙，短线收拢处又能露出较完整的骨面。

凹窝、裂纹和天然边缘，会将可用骨面分成宽窄不同的区域。狭长处容得下短列，较宽处可接入更多文字。大片空白也有具体条件：刻写困难的曲面可能被留下，一处平整的余地则可能尚未使用。字组疏密要同这些痕迹一起解释。

国博陈列的一件商代龟腹甲，左右刻辞沿两侧展开，中缝附近保留较宽的空处。右侧一列向下接续，左侧字组的长短与位置并未逐一对齐；中部几组短横又与两侧长行分开。与前面的牛肩胛骨相比，龟腹甲两侧相应的天然轮廓更醒目，文字就在这片略有起伏的表面上安排。

照片上深色的裂隙横穿甲面，把现存实物分成许多相接的小块；刻辞由较细的线段组成，仍可沿字组辨认方向。两种线条在局部交错，退回全形以后，裂隙的延伸与字行的位置就较易分开。这里的左右相应来自腹甲形状，刻辞的疏密还包含各次记录所占的位置。

甲骨文包含不同时期和群体的书写。有些材料字大而宽，长笔舒展，同组的字形比例较为接近；另一些材料字小而密，细线之间交接繁复。变化既出现于不同时期，同一时期的不同群体之间也可有差别。

分期分类将字形、贞人、用语、相关人物和出土位置联系起来，使书法面貌有了年代与群体背景。一根线较宽，可能同字径、反复刻削或边缘磨蚀有关；同类材料里，某种结字与用语反复相伴，才更适合用于归组。单个笔画的观察由此要同整批材料核对。

“贞人”是卜辞中出现的占问者称名，常被用来命名甲骨组类。同一贞人的材料，辞式、字形有时也相近，再结合出土关系，可以逐步归成一组。一个组仍可能由多人刻写，因此组名主要说明材料的联系，同个人书法署名的作用不同。

董作宾曾提出五个时期与十项断代标准，把世系、称谓、贞人、坑位和字形等证据纳入判断。后来的研究不断细分材料，讨论各组的同时性与先后关系。分期把材料放进商代历史的时间序列，分类将具有共同特征的刻辞归组；同一时期可以存在几个组，同一组的活动又可能延续一段时间。8

比较同字，较容易看清风格差别。字径相近时，长画朝向哪里，部件怎样接合，内部留多宽的间隔，都能逐项对照。再看同版其他字是否也有类似处理，就能判断这一特点是单字构造所需，还是一组材料中反复出现的习惯。

图版的比例影响这种比较。本篇牛肩胛骨残片实物长5.2厘米，下部刻辞放大以后，沟槽显得很深，细线间隔十分醒目；全形图保留了这几字与骨面大小的比例。

原物照片、拓片与摹本提供不同资料。照片保留骨色和曲面的光影，拓片集中呈现刻辞的黑白轮廓，摹本便于辨认字形。三者对照时，摹本上一处连续的线，在照片中可能被裂隙截断；拓片上醒目的白痕，又可借骨面照片辨明是字口还是伤损。

十九世纪末，甲骨文进入近代学术视野，1899年通常被用作发现史的起点。1903年刘鹗刊行《铁云藏龟》，将收藏通过图版公开；1904年孙诒让撰成《契文举例》，依据这些材料考释字形、分类讨论内容。著录与释读相互推进，陌生的古字逐渐成为可研究的历史记录。9

早期收购保存了大量甲骨，也留下出土地点不清的问题。科学发掘为每片材料补上位置、层位和同出器物的记录，使字形之外还有一组可核对的年代线索。散片原来属于什么环境，往往由这些记录重新接回商代的活动。

1928年起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进行科学发掘，系统记录出土地点、坑位与共存遗物。1936年发现的YH127坑出土大量甲骨，完整与碎裂材料都有明确的考古位置。博物馆所用的发掘号、藏品号和著录号，各自对应出土记录、收藏登记或发表材料，研究者借它们追查同一片甲骨的来历。

史语所对YH127坑的介绍记载，1936年这次发掘出土甲骨17,096片，以有字龟甲为主。同一坑所出材料可以成组研究，残片之间有机会寻找接合，书写痕迹与不同字形类型也能放在共同考古背景中比较。10

缀合使断去的半字重新接成全字，也可能将分开的两段辞联系起来。骨面弧度、厚度和纹理相合，刻线、裂纹又能跨断口接续，几项证据共同支持接合。数字图像便于将异地藏品并置，筛出可能相合的片段；三维资料和原物再核对照片不易显示的厚度、曲面。

编号中的加号常记录缀合关系。《乙》5867+8202意味着两条原有著录材料被接合研究，加号两侧的数字各有出处。一个实物还会有馆藏号与其他总集编号，数据库的对照表帮助在不同书籍之间找到同一片。这些号码用于核对释文、照片与旧拓是否属于同一片甲骨。

拓片出版曾将分散收藏带到研究者案头，照片、数字图像后来又补出颜色和曲面信息。《甲骨文合集》等总集扩大了可对照的范围，新缀合、新释读则继续修正旧记录。书名、编号、正反面的注明，使同一片甲骨在不同著录中的变化可以查到。

董作宾参加殷墟发掘，也研究甲骨的分期与文字。图中立轴取材于1936年春出土的龟腹甲：中段摹田猎记录，上方保留卜兆和小字，下方题记出土经过。原甲上不同用途的记录，被他按内容和字径重新排入立轴。

董作宾这件立轴上部较疏，黑色卜兆横向排开，旁边有朱红小字。中段朱书刻辞聚得较密，长画向下伸出，几个大字又占去横向空间；墨书说明安排在左下，右下为上款与署名。颜色区分记录内容，字径和空白又分出全幅的主次。

纸上的毛笔线条保留了古字的长短和方向，同时带有提按形成的粗细。朱书正文与黑色卜兆分开，计数的小字贴近相应兆纹。最上排的朱色短横，从左向右组成“一”“二”“三”，既标明次第，又与中段较大的字形拉开尺度。

近现代甲骨文书法有临写原版与集字创作等不同做法。临写一版，文字关系与排列可由原甲参照；集字写诗或联语，要从古文字材料中选择相应字形，再处理整句的大小与疏密。

董作宾题记说，原甲“文字于契刻后涂朱，色泽犹新”，正文摹录“惟虎一，鹿四十”等猎获数量。纸上朱书保留古字的形体，墨书题记交代何时出土、记的是什么事，卜兆又给这些文字留下活动背景。一幅立轴把考释所得同毛笔书写放在一起，古字怎样被认识，也参与了作品的安排。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