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周金文

青铜器上的铭文

大盂鼎是一件很大的食器。两只立耳高出鼎口，腹部向下收拢，由三足支撑；站在它前面，最容易看见的是厚重的器形和成带的纹饰。铭文藏在腹内，要越过口沿、向器中俯看，才能找到那一片纵横排列的字。毛公鼎的长篇训告、散氏盘的土地记录，同样写在器内。今天常见的黑底白字图版，把这些文字从弯曲的铜壁上展开，变成可以放在书桌前阅读的一幅书迹。

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，旧时又常称“钟鼎文”。古人说的“金”包括铜及铜合金，钟鼎则是收藏、著录中受重视的礼器。实际带铭铜器远不止这两类：簋盛食物，尊、卣盛酒，盘用于盥洗，兵器、权量和铜镜上也有文字。商周礼器的铭文尤其丰富，从器内几字短铭到数百字长篇，篇幅和排列都要适应器形。

商代晚期的甲骨与青铜器铭文出自同一时代的文字生活。甲骨刻辞多与占卜相关，铜器铭文经常记录作器者、受祭祖先或一件值得纪念的事。在商代器物上，一个族氏标记加上祖先称谓，就能构成全部铭文；进入西周，册命、赏赐、战争与土地交涉逐渐形成数十字、数百字的长篇。文字数量增加以后，字与字怎样排开、长文如何容纳，成为必须认真处理的问题。

利簋属于西周初年，大盂鼎属早期，史墙盘属中期，毛公鼎与散氏盘属晚期。几件铭文从几十字到数百字，行列的安排越来越重要，写法也有很大差别。即使同属晚期，毛公鼎近五百字端整密实，散氏盘许多字则向两侧伸展，字位较为松动。

铭文怎样进入铜壁

青铜器铭文有铸成的，也有在成器上刻出的。商周礼器的许多长铭随器身一起铸成，字形在浇铸前就要进入陶范、泥芯等铸造结构。器内凹下的字道，对应与铜液接触面上凸起的线条，因而文字占多大范围、怎样避开口沿和弧面，都要预先安排。

制范时，字的方向也必须与成器相配。制作者可以通过刻制和翻模完成这种转换，笔画交叉处、短画之间的窄缝都需要在泥料上处理清楚。铜液填入以后，泥芯表面的起伏转为铜壁上的字道；后期锈蚀会使细线的边缘变得粗糙，保存完好的区域仍能看出尖端与圆弧。

某些金文笔画两端收尖，中段明显加宽；另一些字转弯圆润，连续弧线包围出宽阔的空白。铸造将这些设计固定在铜壁上，字道随器物保存下来。

毛公鼎内的字迹沿弯曲铜壁向上延伸。俯拍照片中央较亮，靠口沿处沉暗，部分文字随曲面转向两侧；馆方另摄细部，将相应部位转到镜头前，使凹下的字道更清楚。整器图中难以分辨的那片文字，放大后才能看清字距、行距以及每一笔所占的位置。

拓片把凹凸转换成黑白。纸贴在器内，凹字处的纸低下去，扑墨主要留在较高的铜面，揭下纸后就得到黑底上的白字。鼎腹的曲面很难一次平整展开，长篇铭文拓片有时需要分块取得、接合装裱；纸张出现接缝、扇形展开或局部变形，都与取拓过程有关。拓片使笔画的外轮廓更醒目，原器照片则留下器壁的弯曲、铜色和锈层。两者放在一起，能把文字的形态与它所在的表面联系起来。

拓片中，字道形成白线，器面裂隙、纸面破损也可能留下白痕。某道细缝贯穿数个字时，可以同器物照片、其他拓本核对，分清它是否属于文字。后人再用毛笔临写，白线转为黑色墨线，边缘的粗细、转弯和收笔都要通过运笔重新完成。

短铭中的字形与位置

妇好鸮尊做成站立的鸮，两足与下垂的尾部支撑全器，盖置于头后。器表纹饰繁密，内壁只铸“妇好”二字。同出妇好墓的另一件鸮尊也有这两字，短铭将器物同墓中人物联系起来，字少而作用明确。1

“妇好”是人物称谓，“父乙”以亲属称谓加天干指称受祭祖先。两者都可能只占很短的铭文，认清称谓及其组合，往往就能读懂大半内容。到了西周长铭，姓名进入叙述，还要通过句子辨认谁受命、谁受赐、谁作器。

器名常把铭文与器形合在一起。“妇好鸮尊”的妇好取自铭文，鸮说外形，尊说器类；“大盂鼎”的盂是人名，大则用于区别同类器。收藏与著录沿用这些称呼，铭文中的人名也就成为检索原器、拓片和释文的线索。

商代晚期礼器的短铭，常将族氏标记、作器者称名、祖先日名安排在很小的范围内。父乙、母辛这类日名，以亲属称谓加天干称呼受祭者，交代礼器与祖先的关系。有些族氏标记保留很强的图形感，线条交叠或伸出字身，旁边的称谓较小，几字之内已有大小和疏密的变化。

有些短铭还容易辨出手、足、头部或器物轮廓，保留了早期文字的形象来源。组成复杂字形以后，部件的方向、大小可以伸缩，某一侧拉长，邻字就在另一边留出位置。字的形体与这块器面上的排列一起变化。

西周初年的利簋仅四行、三十二字，开篇已写到武王征商：“武征商，唯甲子朝。”下文记赏赐以及利为檀公作器的缘由，短铭中有了日期和事件的先后。拓片上的字大小不一，长画伸出字列，行的边缘也随之起伏。2

利簋的“甲子”，两字各按自身构造占位。甲有围合和贯穿，子保留头部与向下伸展的形体，长短宽窄并不相等。繁字所占较满，简单字附近空白较多，整行依次排下，字列中又能看出单字之间的大小变化。

受赐者将立功、任职写入祭器，后人祭享时也能知道祖先曾受到怎样的礼遇。末尾“子子孙孙永宝用”一类话，将器物的传用与家族的记忆连在一起。西周长铭的扩展，同这些需要保存、反复纪念的事有关。

这类结尾还常用重文记号省写重复字，释文再将其展开为“子子孙孙”。铜面上的字形数量与通读时的字数因此可能不同，金文著录有时也会注明采用哪一种计数方法。

册命长文的行列

大盂鼎记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对盂的训告和赏赐，以“王若曰”引入王的话。康王先回顾文王、武王建国与殷人失国，再交代盂的职责。末尾换成盂的答谢：“盂用对王休，用作祖南公宝鼎。”周王的训告与臣下纪念祖先的愿望，一同铸进这件礼器。3

“册命”是将王命记录、宣读，授予职任的礼仪。受命者接受训告和赏赐后，又可以把这次经历记入铜器。简册供授命时使用，器铭用来长久纪念，选录的王命之后常接作器者的答谢，两种口吻在同一铭文中先后出现。

康王将殷人嗜酒作为训告的一部分：“率肄于酒，故丧师已。”这里说殷朝内外官员耽于饮酒，终于丧失统治，随后要求盂勤政、辅佐王室。临近结尾，又直接叫他的名字：“盂，若敬乃政，勿废朕命。”回顾先王和殷人的事，是为了告诫眼前的受命者。4

赏赐列有鬯、命服、车马以及交付盂管理的人员。鬯是祭祀用的香酒，服饰、车马标示他的身份，人员的授予又扩大了他所能支配的人力。训告要求他承担职责，赏赐同时给了履职所需的条件，这些具体内容都成为盂及后人值得保存的记录。5

大盂鼎通常计十九行、二百九十一字。所用拓片分左右两段，各段从右向左纵读；读完右段，再接左段。字身宽窄有变化，纵行之间仍留出连续空隙，使长文在有限的铜面上排得下，也能保持清楚的阅读次序。

大盂鼎的短横、竖画或斜线，常在转折或中段突然加宽，形成醒目的墨块般轮廓。这种宽厚与纤细的线段相接，使单字有较明确的轻重分配。图中反复出现的“王”，上下横画和贯穿的竖线围出简洁骨架；长文里较复杂的字围合较多，与它相邻时，疏密差别就很明显。

复杂字将几组短画收紧，给主要竖画留出位置；简单字只有少数几笔，长画所占的范围较宽。它们在一行中大小有别，主要方向和重心却能相接，整齐中保留着单字的伸缩。

长文密集时，行间的空隙能将相邻字列分开。大盂鼎不少单字有宽厚的笔段，细看字内似乎很满，拉开距离看全铭，纵向的空处仍然连通。局部的粗重没有妨碍整体行序，较简单的字又给长列留下稍疏的地方。

史墙盘的成篇书写

西周中期的史墙盘，铭文前半追述历代周王，后半叙及本族先人及作器者。家族先人的名字与事迹同周王世系并记，作器者借追述王朝与家门的过去，表明本族与王室的关系。

史墙将家族来历写在历代周王功业之后，周王的承继与先人的经历就有了对应。祖先曾怎样侍奉王室，解释了本族今天的地位；对先王、先祖的赞颂，也让后人知道应当珍惜怎样的家族传统。铭文兼有记事与颂扬的目的，选择和赞辞都出于作器者的立场。

盘铭以“曰古文王”开始，依次写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、昭王、穆王，再称颂当时的天子。随后追述家族先祖来到周廷的经历，写到作器者墙。叙述从周王转向家族，字列保持连续，没有另起一块版面；王名、祖先称谓和赞颂句式提示了文意的转折。6

盘底较平展，整片文字排成接近方整的区域，纵行和横向字位都有较清楚的对应。部分字有长垂笔，部分字向两侧伸展，但字距较稳定。与大盂鼎相比，粗厚笔段不那么突出，线条的长短、转折更接近同一尺度。

铭文没有现代标点，读到“文王”“武王”或“高祖”等称谓，可以据此辨出新的叙述单位。相近句式逐代接续，行列又维持大体相同的密度。语句的重复帮助辨认内容，稳定的字位便于接着往下读，长篇文字已有成篇经营的安排。

密集字列中的端整

西周晚期毛公鼎内铭约五百字，几乎布满可用的腹壁。鼎外只有口下的一带纹样，其余部分较简净。密集的长文收在器内，俯看和近摄时，才容易看出它所占的范围。

周王命毛公治理邦国和王室内外事务，要求他早晚勤勉，又告诫他不要沉湎于酒、侮慢鳏寡。训告之后列赐香酒、礼器、车马等物，最后由毛公“对扬天子皇休，用作尊鼎”。毛公鼎保留的不仅是任命的结果，还有王所期望的行事准则。7

毛公鼎细部右端的“王若曰”，三字沿同一列向下。“王”的几道横线较收敛，“若”以较复杂的曲线和短画组成主体，到“曰”又出现清楚的围合空白。字的繁简连续变化，主要轴向保持接近。长线和下垂部分各有长度，近看仍能分出逐字安放时的伸缩。

毛公鼎字位紧密，字内许多小空白仍能分开。相邻竖线各占位置，短画较密的构件收在一起，小围合嵌入其间。繁简不同的字相接，整体饱满，细部又能辨清，这是它端整而不板滞的原因。

铜壁弯曲、拍摄角度和取拓方式，都会改变图中字列的形状。比对照片与拓片时，长垂笔、某字下方的空隙、邻字的组合，是寻找同一部位的线索。先认出同一组字，再看整体怎样被展开，曲面与平面上的差别更容易分清。

毛公鼎开篇用“王若曰”，后面几次以“王曰”接起新的训告。没有标点、也没有分段标题，这些字组承担了重新起头的作用。它们采用普通字径，文意的转换保存在连续的字列中。7

近五百字排在同一器腹，繁复构件要在较小字身内分开，长线也须顾及下一字的位置。一字下垂，邻字恰有较疏的部件，空白可以相互让用；复杂字连在一起时，行间的分隔更为明显。整器图中的大片密字，细看正是由这些安排组成的。

土地记录与横向字势

散氏盘记录一场侵地争端的收尾。按台北故宫的释读，夨人攻打散邑后，以两区田地赔偿，双方派人踏勘、划定界址，再到豆国新宫东廷盟誓。铭文依次写两段定界经过、到场人员和守约之誓，末尾还有史官“史正仲农”的名字。长文沿盘底排成一片，短短的末行止住，四周露出圆弧形的铜面。8

“封”指界标，定界记录沿田地、道路和相邻地点反复写到它。“履”又记录实地踏勘的动作。散方参与者包括司徒、司马、司工，夨方的有关主管随后盟誓，文书交由相关人员执存。边界经过哪里、谁在场认可，都以地名和人名一一落在铭中。9

定界沿田地、道路、树木和邻近聚落逐处说明，从一个界标接到下一个界标。土地的范围靠这些可辨认的地点确定，记录也要足够详细，日后才有查验的依据。到场人的姓名和盟誓一并留下，使有关界址的约定有了具体见证。

与毛公鼎相比，散氏盘许多字向两侧舒展，字身较宽，重心常落在中下部。横向分出的线条把空间撑开，某些上部构件偏向一旁，下面又有一笔把它接住。铜面上保留下来的曲线富于变化，一段较直，一段向外鼓出，转折处的宽度也不完全相同。单字的外轮廓因此带有不规则的起伏，近邻之间时紧时松。

“欹侧”说字内主要方向有所倾斜。散氏盘有的字上部向右，下部向左伸；有的中轴弯曲，各部件沿不同角度接合。倾斜的一部分旁边有另一些线条承接，字身由几处关系共同支撑。

“田”的外框和内部交叉线容易辨认，四块空白的大小却随形体变化。外框拉长或倾向一侧，内画也稍作偏移，一边收紧，另一边就宽些。将四块空白写成等大，字会更匀称，盘铭原有的倾侧感也会减弱。其变化有明确依托，临写时可以据此体会偏斜的字怎样保持完整。

单字的伸展还与邻行有关。一笔伸向左边，旁边恰有空处，可以容纳；两行同一位置都较繁密，间隔就显得窄些。散氏盘由此形成疏密不一的字群，纵行仍能接续。毛公鼎将这些变化收在较紧的字位里，散氏盘留出的伸缩范围更大。

近方形的字群排在圆盘底部，四周留下宽窄不等的铜面。末列较短，正文在那里读完，器壁还继续向外展开。整器图把这片余地保留下来，长铭实际占多大范围，也比只看裁出的字群更清楚。

从熟悉的字进入金文

读金文可以从构造简单、出现频繁的字开始。“王”以几道横线和中间的贯穿线组成，“田”有外框和内部分割，“日”保留围合与内部短画，这些形体与后来汉字仍有较直接的联系。这些熟悉的构造也出现在较复杂的字中。辨认相同部件的位置和组合，可以将铭文中相关的字联系起来。

古字的写法与句中的读法有时不同。例如利簋“有商”的有，原铭用“又”的字形，通读时按句义读作“有”。图版留下用字原貌，通读释文则帮助读出所记的词。

古文字整理常把字形、读法与译文分别处理。“隶定”用现代笔画表达古字的构件关系，有时会出现字库里没有的组合；通读本采用句中应当理解的词，译文进一步说明古代语法、称谓与事件。读者由译文认识铭文讲了什么，回到释文和原图，又能逐一找到这些话在铜面上的位置。

器名中的人通常是作器者，如盂受王赏赐后，为祖南公作鼎。起草文字、书写、制范和铸造还可能由其他人分工完成，铭文多半没有逐一记名。今天以“大盂鼎”称这件作品，所知的是作器缘由和受赐者，亲手写出字样的人往往已难考定。

金文的线条与行列

器物尺寸还会影响我们对字迹的感受。网页缩图将大盂鼎数百字挤在屏幕一角，单字放大又会显得远超实际大小。将局部同全器照片、尺寸合看，才能知道原来每字有多大，长文怎样放进鼎腹或盘底。曲面、口沿和可用面积，都参与了这片字的安排。

晚清以来，书家通过金石拓本临习这些字形，将铜面上的粗细、弧曲和倾侧转为毛笔的提按、转折。原铭为了祭享、授命、记事而铸，后人又从中学习结字和行列，写成供案头、悬挂观看的作品。同一批古字进入了不同的用途，后来的书法面貌也在这次转换中形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