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秋战国时期的
文字与书写

不同地方的写法

春秋晚期的一柄越王剑，靠近剑格处有两列铭文。细线在字中回旋，某些笔端像鸟首，旁边延续着剑面的菱形纹饰。同一历史阶段前后，秦人在石鼓上刻诗，晋人在玉石片上写盟誓，楚人又将文章抄在竹简上。这些文字有共同来源，形态相差很远，既有各地的用字习惯，也有兵器、刻石与简册的不同要求。

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，东周开始。春秋、战国时期，各国政治势力逐渐发展，官府、贵族与工匠在本地持续使用文字，一些写法形成地域习惯。部件的选择、线条的弯曲、增省和位置差别，经反复使用而稳定下来，直到秦统一六国，文字制度的覆盖范围再次发生重大改变。今天讨论秦系、楚系、齐系、燕系、三晋文字，就是把这些相互联系而各具特征的材料分组研究。

“系”比某一国名覆盖得更宽。例如楚系文字涉及楚国及受其影响的地区，三晋文字又与韩、赵、魏从晋国分出的历史有关。疆界在战争中移动，人员、器物和文书跨越边界，文字分布随之变化。湖北境内可以出土楚简，也可以出土秦简，二者记录了当地不同时期的政治和书写生活。

一种地方文字也有不同用途：秦的石鼓诗郑重整饬，官府文书有简便的写法；楚简可以连续抄写长文，吴越剑铭则在短短八字中加入精细装饰。比较地域差别时，还得知道这些字是在什么场合制作的。

战国文字的几个系统

秦系文字的使用范围，随秦国从关中向外扩展。秦继承了周人旧地的文化传统，郑重铭刻中的许多构形与西周文字相连，体势逐渐整饬；官署文书、兵器刻铭又有较简便的写法。同一系统中，规范铭刻与实用笔写并行，为后来小篆和古隶的发展提供了基础。1

楚系材料以简帛墨迹尤其丰富，线条粗细、落笔方向和笔段接续保存得较直接。有些字更换声符，有些将部件移到另一侧，构造与后来的楷书相差很远。同字在一批简中反复出现，邻近语词又有对应关系，可以逐步确认这些地方写法。

齐地材料多见于陶器、兵器和货币，记录制造、管理与流通信息；燕的兵器、玺印，晋及三晋的盟书、钱币和器铭，也各有特色。铜、石容易保存，竹木较易腐朽，各地今天留下的材料并不均衡。某地多见器铭，既与当时的制作有关，也可能同其他书写材料失传有关。

地域差别有时在构造，有时在风格。用了哪个部件、怎样组合，是构造问题；同一字写得宽窄、方圆、疏密，则涉及风格。楚字也能写得端整，秦字也有草率笔迹，因此归入哪个系统，还要结合出土背景、用词和成组字形判断。

地域分类也用来查找材料。楚墓竹简上的陌生字，可借楚简文字编寻找相近用例；秦的权量铭文，则可由同类器上的纪年、职官与制造用语确定文意。材料的归组使零散的字迹有了更多比较对象。

文字表将同一字的秦、楚、齐等写法并列，使地方差别可以逐字核对。常用构件和语词又保存着共同联系，各系统之间能够交流，某些特殊写法则需要另行辨认。地域分类因此既研究差别，也研究共同传统怎样延续。

石面上的诗与字列

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十件秦石鼓，外形近于鼓，文字刻在弧形石面上。后世依各鼓文句分别称为“吾车”“汧沔”等。内容涉及车马、田猎、河流和鱼，语言与《诗经》有相通之处，故又有“猎碣”的称呼。石鼓在唐代已经引起注意，长期传拓与收藏，使它们成为书法史上影响很大的古代石刻。

石鼓的制作年代有春秋、战国之间的不同判断，文字归入秦系。它们早于秦统一后的著名巡游刻石，已经使用较整饬的形体，把诗篇连续布置在石面。篆书中圆转、修长的结构和稳定字位，可以在这里找到较早的实例。

“吾车”鼓开头“吾车既工，吾马既同”，以相近句式写车马。四字一句，车与马交替，“吾”“既”反复出现，朗读时容易听出节奏。石面上的纵列连续刻下，没有为每句设边框；句式提示停顿，字列维持行序，诗与文字的排列彼此配合。2

“汧沔”鼓写水与鱼，另几鼓又有出行、田猎场景。十鼓的字词可以互相参照，每鼓的磨损程度却不同。早拓有时保存了原石今天已看不清的字，整理者据此补读诗句，原石则可供核对刻线、石质与缺口。释文中的连续篇章，往往由这些残存材料逐步恢复。

石鼓的字列绕着弧面展开。摄影时，中央的字较正，两侧逐渐被透视压窄，有些字转向背面；拓本则将这些字转到平纸上，便于接读行列。照片还留下石面缺口、凹凸，能帮助辨认拓本中某处白斑是笔画还是破损。

石鼓文字给人的圆厚感，首先来自转弯的处理。某些围合部分由弧线连接，直线到曲线之间过渡充分；长画保持一定粗度，内部短画与外部轮廓互相照应。字形大体以纵向为主，伸出的部分受到字位约束。若与散氏盘比较，石鼓文字更容易维持相近的轴向与轮廓，盘铭中的倾侧和横向摆动则更突出。

韩愈《石鼓歌》用“鸾翔凤翥众仙下，珊瑚碧树交枝柯”形容石鼓文字。飞起的禽鸟与交错的枝条，突出的是线形的开展和穿插。这首诗还寄托着他搜访古物、推重古代文章的热情。联系现存文字看，圆弧从较密的构件旁伸开，长短线在字内相接，整齐字位里仍有舒展的曲势；韩愈的比喻，可以从这一层获得视觉上的解释。^〔书论〕

早拓保存旧字迹，后来重刻或集字的本子又可能补出较完整的文句。它们都曾供书家临习，依据却不同。附有藏本和版本说明的释文，能让人查到一处补字取自哪里，所临的一笔又出自原石拓本还是后来的重刻。

石鼓文有整组诗篇，重复字和不同构件都较丰富，临写者可以长时间练习同一类线条怎样安排各种结构。清代书家从中学习圆转、结体与行列，再用毛笔写到纸上，石刻的字形成为运笔、结字的参照，墨色和提按则随临写而变化。

郭店竹简的墨迹

一九九三年郭店楚墓出土多篇思想文献，其中有同传世《老子》相应的文字，也有《太一生水》。整理者将散简依形制、编联线索和文意分组，拟定某些篇名，再将单支上的文字接成篇章。今天阅读的篇目和排列，包含了这番整理工作。

《太一生水》主要每简一纵行，墨字沿细窄竹面向下展开。图中透明托板将简固定，旁边另配较大的现代释文。竹简本身的宽度决定一字可写多宽，托板之间的距离则由展览安排，核对字行时可据细窄竹片找到原来的边界。

墨迹保存了毛笔轻重变化。线端较尖，行进中笔段逐渐加宽，收笔又变细，几个动作在很窄的竹面上接续。一支简中的字身大小有伸缩，长画沿着简身延伸，复杂字的短笔则集中在中部。字行顺着同一方向展开，沿途仍有轻重与间隔的起伏。

《太一生水》开头说：“太一生水，水反辅太一，是以成天；天反辅太一，是以成地。”句子在生成的次序中接续，前句所生的水、天，又回到后句充当主语。“太一”等词因而反复出现，便于将同字放在一起比较。水字中线较长，两旁分出短笔；它与笔画较少的天相接，在窄简上形成不同的疏密。3

包山楚简的不同文书

包山二号墓出土的简牍，记录了楚国官员的另一种文字生活。墓主担任左尹，与司法事务有关；随葬简册包含司法文书、为疾病占问的卜筮祭祷记录，以及列随葬物的遣策。墓葬通常定在公元前三一六年前后，这些记录将官务、祈祷与丧葬留在同一批材料中。4

司法文书交代人名、日期、案情和办理环节，相同格式在不同案件中反复使用。它既便于当时查阅，也帮助今天释读：某个字单独看难认，放进日期或职官称谓的位置，可供选择的读法就少些。格式的稳定来自官务需要，后来又成为读懂字迹的线索。

卜筮祭祷简围绕墓主的身体与吉凶，记录所问事项、占卜结果及相应祭祷。有些事情接连占问，前后记录不断加入简册，形成有时间次序的一组材料。与抄成篇的思想文献相比，它更像随事情进展积累的记录册，篇幅和条目会逐次增加。

遣策按类列出随葬物品，品名后记数量，供人逐项核对。相近条目不断出现，字行也容易有相似的长短；事项较繁，所需文字就多些。行款的整齐或参差，有时由记录本身决定，同文本用途一起看才容易解释。

同墓的文书、器物和纪年材料，可以将字迹放回官员的活动中。墓主保存的材料来自不同时间和经手人，一批简上也可能有多种书写习惯。同墓关系让它们成为有关联的材料，并不等于一人亲笔，比较书风时还要逐组辨认。

越王勾践剑的装饰文字

越王勾践剑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，八字铭文分两列，刻在剑格上方，通常通读为“越王鸠浅，自作用剑”。鸠浅对应勾践的名字。剑铭记越王的身份，埋藏地点又在楚国，器物的流传越过了国界，出土地点和铭文各自留下其中一段经历。5

鸟虫书在字形中加入鸟形端部和盘曲线条。一笔末端勾成鸟首，转弯处添上回旋，原来较大的字内空白也被分割。认出主干以后，这些附加线形的位置更清楚：基本字形保持可读，精细装饰依附在它的端部与转折。

两列剑铭向纵向排开，周围的菱形纹饰连续铺展。字中盘曲的线条与剑面的几何纹样不同，铭文所在的小块区域因此较容易辨出。将局部连同周围剑面一起看，既能辨认装饰在字内的位置，也能看出文字与纹样怎样相接。

“越王鸠浅”与“自作用剑”分别交代身份和用途。工匠在这八字内增加回旋和鸟形，使铭文同贵重兵器的精细制作相配。装饰所花的工夫超过记录这几句话的需要，也使主人的身份更为醒目。

近看剑铭，密集而独特的线条占据注意；退回全剑，这八字只占很小面积，周围的剑身平整伸展。字内的繁密与整器利落的外形形成不同尺度的观感。

剑铭的八字可以逐一精工制作，竹简则要连续抄下较长文句，字形常为省时、容字而简化。两种材料都有熟练制作与书写，所花工夫和采用的线形却不一样。用途参与了风格的形成，同属一个地域的字也会出现这种差别。

春秋战国吴、越、楚等区域，兵器和部分礼器上都能见到这类装饰文字。日常笔写趋于简便，精工器铭又可以增加盘曲线条，几种方向同时存在。附加装饰改变字的外观，同下文增减声符、义符所造成的构造变化，也有不同。

文字在更多场合出现

侯马盟书是晋地盟誓时写在玉石片上的誓辞，多用朱色，也有墨书。薄片随仪式埋入坑中，连同出土位置保存了盟誓活动的线索。书写要适应片形，可用处宽些，字有伸展余地；边缘收窄，字列也须收紧。

图中几片盟书的轮廓很不一样：一片上宽下收，一片呈不规则的长形，还有边缘残缺的小片。朱字没有把每块表面平均填满，长列旁可以剩下一条狭窄空白，末端留下的余地也各不相同。与石鼓上按较大曲面安排的字列相比，这里的边界更贴近每一笔；文字向下延续时，片形逐渐收窄，末几字所能占用的位置随之变化。

保存较好的朱字轮廓清楚，浅淡处容易同石面斑痕混在一起。其他盟书上的同句，有时可帮助补读模糊字；原片的边缘又能说明字迹为何在某处收紧。完整片与残片互相对照，文字内容和书写位置都有了更多线索。

盟书将参与者的人名填入相近的誓辞，约定效忠、共同对敌或遵守某项承诺。相同词句写在不同片上，字身有时紧密，有时长画伸展，线条的轻重也会变化。成组材料既方便核读，又使书写差异更容易比较，字词不同所带来的影响较小。6

玉石片上的朱书直接留下颜料线条，一笔由按到提，宽度可以随之变细；刻石则把字形转入凹槽，边缘还受刻制影响。盟誓与刻诗都很郑重，字迹的粗细和转折也受不同制作方式影响。

陶器、兵器短铭常记录人名、职官、制造地点和数量，用于管理和追查物品。器面狭长或有棱角，字要写在有限的位置，构件随之压缩，较长线条也会顺着方便刻写的方向伸出。内容短，足以承担日常事务；字形怎样安排，又同器物可用的部位有关。

货币把文字带到流通环节。刀币、布币等不同形制上，币文与铸造区域、地名和计量信息相关，字通常不多，位置却很醒目。重复铸造使某些写法在较大范围内反复出现。同一地名留在一组钱币上，器形和出土地点为它补充区域信息，成组字例中的共同部分也更容易辨认。

鄂君启节把运输规则铸刻在竹节形的铜片上，字道嵌金，深色铜面衬出金色长文。国博所藏舟节铭文164字，车节148字，分别规定水路与陆路的通行范围、车船调配和免税权限。文字还列出载运牛马的折算办法，并限制铜与皮革等物资的运送。经过关卡时，持节者出示的凭证已经写明路线与货物的限制。7

舟节、车节有较多条款，字径小，字列沿铜片长边排下；越王剑铭只有八字，字内可以容纳较多盘曲。比较这两种楚地出土器物，长篇通行凭证与贵重兵器短铭的区别，比一个笼统的地方书风名称更具体。

商鞅方升是秦孝公时期的量器，器壁记制造与容量，秦统一后又加刻诏辞。同一件器物继续使用，新政令刻在旧铭之外，秦国的量制也被纳入统一后的度量衡制度。文字规范随着制度推广，商鞅时的量器与刻铭，正可同秦朝的材料接着比较。8

字形差别怎样发生

战国异体中，有些只改变线条轮廓：围合处写得圆些或方些，长线弯曲或伸直，字身随之宽窄不同。追踪相同部件怎样连接，可以认出两字沿用同一结构。线条风格的差别，不必每次都造成构字方式的变化。

另一些异体会调整部件位置。原在上方的移到旁边，左右两部分交换位置，字的轮廓可能大变。同词在不同简中反复出现，前后句相近，可以帮助确认这些写法所记的是同一个词。现代楷书大体固定的上下、左右位置，在当时还有更多安排。

部件还会增减。复杂构件的一条短线省去，几个相接的部分连为一体，日常抄写就减少了停顿；为了表示读音或意义，再添一个部件，字的结构又可能变繁。繁化与简化在不同字中同时发生，一组写得简便的文书中，可以夹着构件繁复的个别字；同一个字也可能同时流行较繁与较省的写法。

“鸠浅”与“勾践”还属于用不同字记录同一个人名。展签常用后世习见的名字，逐字释文保留剑上的用字。构件的移位、省并、装饰，以及这种用字差别，成因各有不同，读同一批材料时可能同时遇到。

秦系日常书写中的省写，后来与隶变紧密相关。弧线缩短，部分曲折分成较直接的笔段，常用构件经反复抄写形成固定写法，汉字的外观和内部组织逐步改变。这些变化在战国时期已经发生，与郑重篆体相邻使用。秦统一以后，文字规范的推广和日常笔写的延续共同进入新的行政范围。

材料、用途与观看距离

石鼓诗、剑铭和简书，分别适应曲面、窄长剑身与逐支编成的竹片，地域差别又参与构形和用字。它们相去甚远的外观，来自几种条件的共同作用。

秦、楚官署文书的比较，较容易显示地方构形；精工剑铭与日常秦简的比较，则能看见装饰和省便怎样各有所用。同样是跨地域对照，选取的材料不同，能够回答的问题也不同。

秦统一六国以后，原来在秦国逐步采用的写法进入更广的行政范围。官署文书、字书教学和人员往来，将规范落实到一次次书写中。各地文字的多样面貌由此发生新的变化，而秦系内部郑重铭刻与简便笔写的差别，也继续进入秦汉书法的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