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魏碑刻
与墓志

山壁、碑石与地下墓志

龙门造像记的字凸起在石面上，拓来黑字与黑色方格相接；云峰山摩崖沿山壁展开，拓本装成册，一页只能容下几个大字；洛阳墓志多呈方形，长篇生平排进密集行格。同属北魏楷书，所用场所、字径与文字用途各不相同，方折、圆转和疏密也有多种安排。后世所谓“魏碑”，包含的正是这样一批面貌丰富的刻石。

《始平公造像记》以粗笔和狭小空白写成紧密字身，长撇捺向两侧展开；《张猛龙碑》在有序行列中容纳部件错位和字形伸缩；郑文公摩崖以宽厚曲线围出较开阔的空间。厚重可以写得舒展，斜侧也能同整齐行列相容。清代书家重新临习这些碑刻，从中学到了有别于通行字帖的写法。

拓跋鲜卑于386年建立北魏，398年定都平城，即今山西大同，439年统一北方，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。佛教造像、官员纪功与家族丧葬留下大量刻石，姓名、官职、亲族关系因题记和墓志保存下来。洛阳周边墓葬集中，近代陆续出土的墓志，也使这里成为考察北朝人物和书法的重要地区。1

书法中的“魏碑”，通常指以北魏为中心的一批北朝碑刻、墓志、造像记和摩崖，范围也可及其他北朝政权。这个类别出自后世品评、取法，各件原有用途不同：《张猛龙碑》颂扬地方官，《始平公造像记》记佛教发愿，《王诵墓志》随葬，保存墓主的身份与生平。

这些刻石以楷书为主，兼有隶书旧法和不同时地的写字习惯。横画可向右上扬，竖画带斜势，撇捺向两侧伸出；同一“口”形，有的方整，有的上宽下窄。部件关系已同通行楷书相近，高低、比例和长笔方向的变化，使字形各有姿态。

立碑、摩崖原供人在石前观看，大题从远处标出人物或事件，较小正文容纳官衔、颂辞和年月；墓志随葬以后，不供日常展阅。拓本将它们转到纸上，原在石壁、地下的字，成为可以置于案头的范本。整拓保留全石布局，剪裱册页又让大字、细字都能近看、临写。

阴刻将笔画凿入石中，拓印时凹处不着墨，纸上呈黑底白字；阳刻保留凸起笔画，周边剔低，凸处着墨，呈黑字浅底。《始平公造像记》连方格也用阳刻，墨色同字画相接，线宽、字内空白可依边界辨认。

《始平公造像记》的方格

《始平公造像记》刻于北魏太和二十二年，即498年，位于洛阳龙门古阳洞。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，题记写出父亲的官爵、追福之愿，末署“朱义章书，孟达文”。佛像接受供养，旁边的文字将发愿者、所为之人与制作经过一同记录下来。2

慧成的父亲曾任洛州刺史，封始平公。题记先说为国造石窟、报答皇恩，再写为亡父造像，愿父母眷属同获功德。僧人的佛教信仰同亲族关系并未分开：追荐亡父，也是借造像表达孝思，希望家人得到佛教救度。3

古阳洞的佛龛、题记大小不一，不同供养者陆续加入既有洞壁空间。为亡亲追福、为父母祈愿，都能留下短篇文字，姓名、愿文和年月紧接佛像。清代书家、金石家又从中选出“龙门二十品”，《始平公造像记》因而从一件发愿题记，成为反复传拓、临习的楷书范本。4

拓片上字画与纵横格线同为黑色，一字一格，位置分明。格内浅底有不均匀石纹、拓墨痕迹，粗笔处聚成大块黑形，小空白夹在笔画之间。字身厚重的感觉，与这些宽笔、窄空处的比例有关。

格子大小相近，字身随结构伸缩。繁字短点、小横聚集，占地较多；“天”“大”等简字以少数长笔撑开，四角露出空处。撇捺接近格线时逐渐收尖，方向更明显。方格维持整齐位置，各字仍能在其中开展。

横画起端常呈斜切形，左端厚，顺右上方向行进；横竖相接处有凸棱，交会部位更重。撇由粗段向左下收尖，捺向右下铺开，尾端见边角。起端、转角、收尾各有形状，合在一起构成鲜明的方劲轮廓。

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·备魏》将《始平公造像记》列为“方重”。图中“大”“夫”的交叉处厚实，撇捺向两侧展开，末端渐薄，旁边留出向外敞开的空处。中心聚合、边缘渐开，粗笔就能撑起字身，厚重之中也有伸展。5

“大”“夫”的长笔若同交叉处一样粗，中下部空白就会缩小，整字容易团住。“洛”笔画更多，水旁收窄，右部转折聚密，小空口将部件分开。繁简字的密度不同，都须给笔画之间留下余地，厚笔的方向和结构才能清楚。

一字之内也有不同斜度。上横略仰，下方短横稍平，竖画向内收，围出的空白可成梯形或不规则四边形。这些偏侧轮廓同平直格线相对，字身有动势，整篇仍保持有序行列。

康有为《学叙》主张遍临龙门诸品，最后学《始平公》，以得“势雄力厚”。他要求先学结构，再讲向背、伸缩及分行布白。临“大”“夫”，交叉点决定上下长短，撇捺落脚支撑字身，笔画中粗末细又保住空处。这种骨架和分量的配合，比单练斜切起笔更接近他所重的字势。6

由拓片转到纸上，方角须用毛笔的落、行、转、收写出。起笔稍按，行进时调整锋面，换向以后继续送出，棱角同整段线条才接得起来。“大”“夫”“洛”简繁不同，连临一列，可以练习厚笔如何适应不同结构，并保住各字之间的间隔。

《张猛龙碑》的题额与正文

《张猛龙碑》立于北魏正光三年，即522年，今存山东曲阜孔庙。碑额“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”，正文颂扬张猛龙的家世、孝行与政绩，尤其称其修学校、劝农桑。为地方官立碑颂德的传统沿用到北魏，字形已由汉隶转为楷书。7

题额用“鲁郡太守张府君”标出被颂者的辖区、官职和姓氏，“府君”是对官长的尊称。正文始写“君讳猛龙，字神冏，南阳白水人也”，再展开经历。大字从远处可读，姓名、履历以较小字行续在下面，题额与正文因各自用途而有不同字径。8

全拓将上方十二字题额同下方密集正文分开，碑背另刻有关人名。碑额指顶部题字，碑阳为正面，碑阴为背面；图录以这些名称区分所拓部位。大块拓纸还可剪成册页，按照原来字列次序分贴，方便翻阅。

题额几个楷书大字繁简各异：“魏”左右繁密，“魯”上下层叠，“郡”左宽右窄，耳旁下伸。每字的外缘、内空都有不同安排，繁密部件中保有清楚间隔。字径较大，细小的收窄与伸展也格外醒目。

正文缩小字径、排密行列，长撇捺与短画的分量更须协调。横画多向右上抬起，转入竖画又换角度；左右部件一高一低，上下也可错开。字内斜势使轮廓活跃，字间有清楚距离，连续读来并不杂乱。

《张猛龙碑》的方折，同《始平公造像记》各有用法。造像记凸字较厚，方格紧围字身；张碑正文短画较轻，长撇捺伸展，宽窄、高低的变化更多。一个字上部密结、下部放开，旁字又将长笔收住，参差外缘由前后字相互配合。

长篇颂辞反复用官名、姓氏及“之”“其”等常用字，熟悉部件贯穿全碑。长官衔常多繁字，颂辞短句中简字增多，行内疏密随文句改变。同一种楷法要适应长篇中不断变化的字组，繁简相间和长短笔相让，因而贯穿整幅。

康有为《十六宗》称《张猛龙》为“正体变态之宗”。“变态”在这里指形态变化：部件可高低错位，字身可伸缩、倾侧，点画和构形保持清楚。他看重的是楷书既有法度之中的变化能力。9

“晋大夫张”四字，“晋”短画聚密，“大”“夫”的长撇捺之间露出较多黑底，到“张”又转为左右分部的密集笔形。疏密变化随构形而来。简字若压得同繁字一样紧，开阔处会消失；撇捺若过长，又容易分割字列。字身伸展的幅度，须同上下字的位置配合。

临这四字，要同时安放字心、斜笔和字距。某字略倾，下面须有承接位置；一边部件收窄，另一边可展开。把四字连写，比各自写进同样大小的格子，更容易练到随字改变宽窄、高低的能力。

碑面纵列有序，复杂字的长笔在不同高度伸出，字群的横边因而参差。字心聚密，撇捺插入周围黑底；《始平公造像记》靠方格标定行位，张碑则更多依靠字列本身的疏密、间距维持整齐。

《郑文公碑》的大字与圆转

《郑文公碑》刻于北魏永平四年，即511年，为纪念郑羲而作，书写一般归于其子郑道昭。上碑在今山东平度天柱山，下碑在莱州云峰山。虽沿用“碑”名，字刻于天然山石，属于摩崖；不平石面和大幅空间，给书写、刊刻带来与整形立碑不同的条件。10

《郑文公下碑》原在山壁上相连的大字，剪裱以后分入多页册页。“郑文公之碑”几字已须几页容纳，后面再接长官衔和正文。宽厚白线中，长弧、斜笔与字内小空口同在，一页少数字能看清转折的连续与边缘变化。

“文”的点横集中在上部，长撇捺交叉后向两侧展开，围出三角形黑底；“公”上部八形分开，下部弯笔收聚；“之”以短点、折转接长尾。三个简字各用少数主笔立起外形，较重处有的在上，有的在下，空白也随之移动。

正文先铺陈官衔：“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刺史”，再题“南阳文公郑君之碑”。繁字相接，短笔较密，外围长画仍可展开。相邻几字轮换着左右相让、上下叠置的结构，长官衔也因此有了疏密变化。11

郑碑的横画、弯笔轮廓饱满，转向多沿宽线弯过，棱角较含蓄。起笔可见斜切、方头，竖折也有明确角度，整段线条的分量却较连续。宽处收细、末端再稍厚，字形充实，内部空处也能保住。

康有为《缀法》将《郑文公》列为圆笔，并说“正书无圆笔，则无宕逸之致”。郑碑的长弧使转向连贯，宽线也能同较大空白相容。“文”交叉处虽重，撇捺间敞开；“公”下部弯转聚合，上面两笔之间留空。厚线在不同部位收放，大字因而有分量而不壅塞。12

题名、正文反复用“君”作敬称，上部横画层叠，长撇由其中向左下伸，口形安在右下。郑碑撇弧较缓，口形同上部之间宽松，转处厚实；张碑的转角较分明，部件高低变化也更大。结构相通，笔段的圆方、部件的张合改变了字的风貌。

临“文”“公”“君”，少数字已能练到不同结构：“文”长笔撑开下部，“公”下方收聚，“君”须安排上横和右下口形。摩崖大字缩到纸上，空白也随字径变小，粗笔要有宽窄变化，弯处要能连续行进。保住这些空处，厚笔才不至于挤成一团。

郑道昭还在山东其他山地题写游山、咏怀和纪事文字，《论经书诗》《观海童诗》等也刻于云峰山一带。字随山势分布，有些位置较高，须仰视。传拓以后，它们同纪念父亲的长篇一起进入书斋，游山题刻也成为可逐字临习的大字范本。13

拓纸贴伏于摩崖起伏的石面，石纹、裂隙和风化斑点也随之传下。阴刻白字旁的损痕同样呈白色，可使笔段显得中断、边缘变形；较完整的起端、转处和收尾，能帮助追认主要方向。长弧保存了多少，须连着周围字形辨认。

册页右面“鄭”“文”相接，繁简差别很大。“鄭”左半层层叠置，耳旁贴近主体，小黑口夹在短白线之间；“文”将两条长斜线放开，中间留下大块黑底。最宽处各在不同高度，外缘参差，两字的宽厚也有不同构成。

《王诵墓志》中的南北迁徙

《王诵墓志》刻于北魏建义元年，即528年。开头列祖王奂、父王融官职，继写“公讳诵，字国章，徐州琅邪临沂人”，又上溯“八世祖丞相文献公”，即王导。累世仕宦与显达祖先放在个人生平之前，既记录家族，也借祖辈声望表明墓主的地位。14

志文记他十二岁“备遭荼蓼”，接着写“泣血孺慕”“趋庭阙范”。“荼蓼”以苦菜比喻丧亲之苦，“趋庭”用父亲教子的典故，写失去庭训。个人经历用当时熟悉的礼制、经典语言表达，后面勤学、恭俭与亲朋称誉，也按墓志褒扬逝者的文体展开。15

南齐末年政局动荡，墓志写王诵一家“懼比屋之祸，求息肩之地”，于是“尊卑席卷，投诚魏阙”。尊卑包括长幼亲属，一家为避祸迁往北方。王诵随后任员外散骑侍郎、司徒主簿等职，进入北魏官僚体系。墓志沿官历追述迁徙，南方士族的家世与北方的仕途，就接在同一篇生平之中。16

任职幽州一段，志文先写“燕蓟多虞，兵民叛命”，再称其宽猛兼治，继而除幽州刺史、征秘书监，入朝兼度支尚书。“转”“迁”“除”“领”“兼”依次连接各段官历，领、兼可表示同时承担另一职任。这些动词将长串官名分成前后相继或同时兼任的阶段。17

王诵于建义元年农历四月十三日在洛阳去世，七月二十七日祔葬芒阜。“祔葬”指附于先茔或家族墓地，“芒阜”是洛阳北面的北邙山地。卒日、葬日相隔数月，墓志将两次事件分别记下，也写定了家族安葬的地点。18

志文在卒葬以后另记“有诏追赠”，列使持节、侍中、司空、尚书左仆射等官号，卷首长题名也收入这些身后荣典。朝廷在他死后所加称号，置于墓志最前，抬高了整篇称述的身份；生前历任各职，则由中间的迁官叙述交代。19

弟弟王衍写立志缘由：“恋仪形之方閟，悲缣竹之难久，谨序遗行，寄之镌勒。”他担心写在绢帛、竹简上的记录难以长存，因而将兄长生平刻石，又请相交有素的顿丘李奖撰铭。家人委托，友人作辞，以较耐久的石材保存逝者的名声，也留住私人的追念。20

铭辞“散书满筵，交柯蔽户”，写王诵公事之后回家，书卷铺席、树枝交门的情景。李奖以爱书、闲居称许他，同前文“少慕栖偃”的性情描述相应。官历之外，墓志也用这样的居处描写表现士人希望留给后人的生活趣味。21

李奖还忆两人同官时的冬夜：“玄冬永夜，耳语交欢。奠案不食，实忘饥寒。”饭案摆来，两人谈得忘了吃，四言铭辞由官历称颂转入友人回忆。后面紧接送葬车马、北邙方位，长夜交谈的人已经入葬，追念也比一般赞语更具体。22

《王诵墓志》的细字，须将长篇生平排得清楚。卷首官衔多繁字，短画收在较小字位，行间留出连续距离；到“公讳诵，字国章”，简字内部空白增多。长笔略收，邻字有了余地，繁字短线分明，相邻小字也不显拥挤。全篇的整饬，靠这些小幅调整维持。

墓志横画略仰，撇捺较收，白色笔段较细。《始平公造像记》以粗笔、方格突出单字，郑碑大字有较长的外伸；王诵志中，主笔受密集邻字约束，间距和粗细的调整更细微。同属楷书，长篇记录所需的匀密、清楚，改变了结构伸展的幅度。

这件剪裱册页共六开，先录长题名、祖父父亲和籍贯，循生平接到卒葬、铭辞。原来相邻字列被裁开分贴，读完一开，要翻页接续。新页边来自装裱，原有文字次序依旧，墓主一生在这些开面中连续展开。23

《元徽墓志》的密集行列

墓志多用方形、近方形石面，有些另覆志盖。盖上短题标墓主身份，志石刻长篇家世、生平、卒葬和铭辞，两者字径、字数不同。整志拓片保留外框与密集行列，较容易看清全文如何容入预定石面。

《元徽墓志》记城阳王元徽于永安三年十二月去世，太昌元年，即532年，农历十一月十九日下葬。整拓将长题名、生平与铭辞排成密集纵行，单字远小于碑额、摩崖大题。文字几乎铺满方形幅面，列的起止及石面损伤同时保留，能看出一篇长文所需的容量。24

近似大小的字位，要容纳笔画数量悬殊的字。“之”“于”“人”只有少数笔段，周围留出较多黑底；繁密官名、姓氏层层相叠，短横间须有细缝。笔画粗细、部件宽窄和外伸都随字调整，字位有序，每字内部的空白各有形状。

墓志先按石面大小编排文字，核算字径、列数，再写样、刊刻。题名、正文和铭辞须合在一面内，正文较长，就要在可读的字径下安排较密行列；文字较少，可多留周边空白。最后一行的长短和四周余地，也记录着这次预先编排的结果。

北魏墓志因家族、年代、制作地点不同，各有厚薄、斜正、宽窄的写法。《元徽墓志》整拓保有全石行列，《王诵墓志》册页将细字放到近处。墓志从地下进入金石收藏以后，整拓供考察布局，剪裱本供翻读、临写，一件随葬物也有了新的使用方式。

方折、圆转和字内空白

点画有起止，部件可辨，长笔标出主方向，是这些楷书共有的构成方法。造像记以斜切起端、厚实交叉写成方重字身；张碑伸缩部件、调整斜正；郑碑的宽厚曲线又同开阔空白相配。风格的不同，发生在同一套楷书结构之中。

横折连接最容易显出用笔差别。横画到右端，竖画从何处落下，转角是否突起，内角尖还是圆，都会改变口形外观。外边厚、内边紧，字显方实；两边带弧，则显饱满。上横略仰，右竖又须调节长度，给底部一个稳妥落脚的位置。

“君”字的上横层叠，撇由左下伸出，口形安在右下，是几件楷书共有的结构。郑碑的长撇舒缓，口形周围宽松；张碑的部件高低、转角变化更明显。相同字形关系，在各作中各有比例，书体内的变化也因此可具体辨认。

汉隶也须安排“君”的长笔和右下口形，波磔、横势则带来另一种外观。隶楷共有对分量、疏密的经营，笔画形式随书体改变。朱义章题记的方重、郑碑的圆厚和墓志的匀密，既承接早期写法，又在成熟楷法中发展了各自特点。

阳刻黑字、阴刻白字，使相同的宽笔呈相反颜色。造像记横竖交会处较黑，郑碑交叉处则是较大白形；其宽度都由两侧边界限定。笔画围合的空处过窄，内部容易糊成一块；字间余地不足，行列也显挤。认清墨色所代表的部分，粗细和留白才能同纸上书写相对。

书丹、刊刻与拓本装裱

刻石通常经过撰文、写样、刊刻。“书丹”因朱书字样的惯例得名，刻工沿字迹处理石面，固定点画边界。阳刻剔低笔画周围，留下凸字；阴刻凿低笔画本身。两种刻法同拓印相接，形成纸上相反的黑白关系。25

毛笔提起，线条可以逐渐细至近乎消失；将这种变化刻到石上，细处更费功，也更易磨损。宽笔中段通常较稳定，尖端、内角和两笔间细缝易变。主要方向可保住，边缘又带着刊刻、磨蚀的痕迹，拓本上的笔形因而经过不止一次处理。

拓纸润湿，贴伏凹凸石面，在应着墨处扑墨，再揭取、晾干，固定石上的字形就可携带流传。整幅纸保有原石相对位置；剪裱本将拓纸裁成条块，按字序贴入册页，方便翻阅。保存布局和方便临读，有时需要不同装法。26

郑碑册页一面只容“郑文”或“公之”，王诵志一面可容多列，原刻字径的差距很大。装裱者顺列间裁开拓纸，逐段分贴，郑碑的一串官衔因而跨数开，王诵的生平、铭辞也接到后页。册页带来新的翻阅次序，字列原先在石面上的邻接关系要结合全文辨认。

张碑整拓上，一道长裂斜过正文上段，下方大片剥蚀，白斑连过数列。十二字题额较完整，正文有些段落仍能读出细白线，下部则只剩零星笔段。字列纵向排列，裂缝斜穿其间，二者方向不同；这幅拓纸也记录了原石当时的破损状况。

清代碑学与北魏楷法

清代金石搜访、拓本流通和墓志出土，扩大了可见古代字迹的范围。金石家据以考释异体、题名、纪年，书家又从中取用笔法与结构特点。碑拓既供考订，也供临习，原为发愿、纪功、丧葬所刻的字，逐渐进入更广泛的书法学习。27

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·尊碑》中批评刻帖重钩屡翻，原有面貌日失，又把碑学兴起同金石考证、新碑出土相连。《备魏》《十六宗》分类品评，《学叙》安排临习先后，厚实骨架、结构变化与圆笔大字各有用途。他要用新见古碑改变当时的写字习惯，品评因此直接连到实践。28

这种主张也使他褒魏抑唐。《备魏》称北碑“长短大小，各因其体”，又讥欧、褚、颜、柳“断凫续鹤以为工”。他希望突破规整拘束，推崇变化幅度较大的结体。欧阳询《九成宫醴泉铭》也有部件伸缩，只在更紧密的法度下协调，取法趣味不同，评价随之有别。29

拓本进入书斋，从清代到民国，收藏者常加题签、考释、观款。本篇《始平公造像记》拓本有易培基1921年题记，列逢、乌、周、率等字的完好处，据以判断为明拓。北魏的字、后来对损泐的考察、当时所作题记，同在一件藏品中保存；收藏者也据这类具体差别认识传拓的早晚。30

临者原有习惯不同，从碑中取用的部分也不同。惯写细密小字，临郑碑会遇到长线和大转弯；习惯每字写齐，临张碑整列就须调整各字高度、宽度。范本所提供的差异，能让练习触及平时较少处理的笔法、结构。

临碑还须把石上轮廓重新写成墨线。方角可用顿笔、转锋、接写形成，宽笔要适当铺毫、持续行进，再收拢笔锋。只描外缘，内部动作容易停滞；熟悉字形以后连贯写成，轮廓才有纸上书写的轻重、弹性。

放大、缩小也会改变用笔。摩崖缩写，原本宽阔的间隙随之变小，铺毫过重容易填满；墓志细字放成大楷，短画间又可能过空，须重调线宽。后人所得魏碑书风，经过写样、刻石、传拓，也经过这一次次纸上临写。原来不同用途、大小的刻字，由此继续成为可以变化运用的楷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