柳公权与唐楷

以楷书知名的柳公权

《神策军碑》册页以“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并序”开篇。军字中竖贯穿上下，圣字底横承托全字，巡字辶旁将上部短笔接向右侧；字心紧，主笔向外伸展。843年所立的这通碑用于颂扬皇帝，庄重长篇通过精整结体持续排写。后人所熟悉的柳体，也同宫廷、寺院和家族纪念对名家书丹的需要有关。

柳公权778年生、865年卒，字诚悬，京兆华原人，比颜真卿晚生近七十年。他历仕数朝，长期承担宫廷书写，传世以楷碑最受重视。841年的《玄秘塔碑》与843年的《神策军碑》都出于晚年，字形成熟而各有收放，成为后世认识柳体的主要范本。1

《旧唐书》说他“初学王书，遍阅近代笔法，体势劲媚，自成一家”。紧密字心、伸长主笔、厚转角与细线段在柳书中重新配合，欧、颜等家的特点被纳入新的比例，劲健姿态也由这些调整形成。2

同传说公卿为先人立碑，未得柳公权手笔会被讥为不孝，入贡使者又另备财物购柳书。碑文请名家书丹，是借书家的声望纪念家门；纸上手迹则随馈赠、购买流传。后来的临习范本，原先也承担着纪念、礼仪与交往的用途。3

史传还说西明寺《金刚经碑》“备有钟、王、欧、虞、褚、陆之体，尤为得意”。魏晋、唐代诸家的名字并列，说明柳公权的取法包含多种传统。后世用柳体概括他定型的字势，这段记载则保留了他从诸家中选择、组合的过程。4

宣宗曾召他御前写三纸：真书“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”，行书“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”，草书“谓语助者焉哉乎也”。史传还记两位宦官捧砚、递笔，皇帝赐物并命自书谢状，真、行不拘。一次宫廷展示兼用三体，书写传授故事、智永家法与语助之字，柳公权在楷碑以外的能力也得到重视。5

文宗与学士联句，柳公权续“薰风自南来，殿阁生微凉”，奉命题于殿壁，字约方圆五寸。题壁要在较远处观看，长画的分量、字距和全句安排都随字径调整。纸札、屏壁与楷碑的尺度不同，清楚点画如何组成一篇文字，是这些实际书写共同面对的事情。6

《玄秘塔碑》原石在西安碑林，整拓保存长篇文字在碑面上的分布；《神策军碑》原石已佚，国家图书馆所藏本仅存上册，拓字剪裱成页。一个保留碑面全局，一个把相邻字列置于近处，柳书从字内主干到长篇行列的安排，可以在两种形制中相互参看。7

题名与正文的秩序

《玄秘塔碑》841年立，裴休撰，柳公权书并篆额，邵建和、邵建初刻，纪念安国寺僧端甫。长题列僧录、内供奉等身份，正文从“玄秘塔者，大法师端甫灵骨之所归也”起，叙修学、讲经与出入宫廷，再记供施用于殿宇、弟子承业。名僧生平和建塔纪念合成一篇长文，楷书将身份、事迹与颂辞排入严整碑面。8

题名、撰文者、书写者与正文沿竖列展开，字距、行距相近。字心短画聚紧，外围长笔伸入各自字位，横画略仰，长竖撑住字身。横折、斜钩和竖画随列反复出现，单字起止分明，远观又有持续的列向，长文在这些重复而略有伸缩的字位中展开。

正文开头“玄秘塔者大法师端甫”一列，繁字与简字接续。“玄”上部点横集中，下部回转收拢；“秘”左右分部，禾旁与必部在窄字位内相让；“塔”右部层次较多，左边土旁缩窄。“大”突然变得简洁，撇捺向两侧展开，接着“法”“师”又回到左右结构。各字的笔画密度相差很大，轮廓仍被安排在接近的列宽内，视觉分量也维持得相当。

长横中段较细，末端加重；横折在转角增厚，竖段再向下延伸；撇从较实上段渐轻而出锋。起、行、转、收各有分量，主干又贯穿字身、接住密集短画。后世所说骨力，在这些承托和连接处有了可辨的形态。

王世贞称《玄秘塔铭》为柳书中“最露筋骨者”，又说“遒媚劲健，固自不乏”。露指筋骨显得突出，可同厚转角、尖出锋和粗细对比相联系；遒为强劲，媚兼说妍美。粗细衔接、空处收放都精细，强健字势也因而带有秀美。9

《玄秘塔碑》的横画起收、横折改向和长撇渐轻，都有较清楚轮廓。临写时转角顿得过大，会挤占字内空处；细横接不住较重端部，又容易显弱。原字厚、细之间有连续过渡，端部的分量同整笔、全字一起安排，精炼也包含这种局部与整体的控制。

宫廷纪事与传世拓本

《神策军碑》全称《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》，崔铉撰文，柳公权奉敕书，徐方平奉敕篆额。843年武宗巡幸左神策军，碑文记下这次巡幸，称颂武宗及相关军政功绩。神策军属于禁军，立碑处在宫禁相关区域，传拓条件有别于一般寺院。原石后来散失，留存册页遂保存了这篇宫廷纪事及柳书晚年面貌。10

国图藏本存上册，从碑题到“来朝上京嘉其诚”止。赵明诚《金石录》已著录上下两册，今本仍可见这种分装形制。题名旁有翰林国史院官书等印，字列又经拓印、剪裱进入册页。原碑文字与不同时代的收藏痕迹相叠，名家书丹也由此转成了能够展阅、临习的法帖。11

碑首列崔铉、柳公权等人的官衔，柳署正议大夫、右散骑常侍、集贤殿学士判院事等，再续爵位、食邑。繁简悬殊的官称在相近字位中接续，正文转“我国家诞受天命”，字径保持相近。题署和颂辞共用整齐列向，清楚结体使身份登记、朝廷文章能够在长碑中持续排写。12

右列我字中心集中，左横与提相接，右侧斜钩穿过字心，从下部翻出，长笔向右下伸展。下一字國以外框收住字心，内部斜笔在框中展开。相邻两字分别借外伸主笔、围合内的斜笔取得姿态，内紧外展也随构形而变化。

命字人字头以斜笔覆盖下部，交会处高；宅字宝盖较低平，下方弯笔向右伸出，盖下留出较宽空处。上盖高低、宽窄不同，被覆盖部件也各有位置，覆盖关系同时取决于上下两部分的配合。

左列二上横短而略斜，下横伸向两侧，支撑较宽。百多出围合，内横分出空处，上横与外框留开距离；廿又以横竖交接构形。三字相邻，线条所占面积不同，轮廓宽度和上下间距也随之调整，简繁各异的字沿同一列接续。

國的外框较宽，内部或形的斜笔向右下，短横和口形聚在中部；家以宝盖覆盖，下方豕形沿中轴垂落，撇捺分开；誕的延部则以长笔低平承托。相近列宽中，围合、覆盖与底部包托各自留下不同空处，字内疏密随结构改变。

天命奄宅区夏的天，上收下放，少数长笔撑开字身，同较密的命、宅相接。撇捺的长度和外伸角度调整了字的分量，笔段少也能占据相称字位。笔画疏密说的是结构和距离，枯润则与含墨、纸性和运笔有关，两种变化可以分别比较。

紧密字心与伸展主笔

“神大孝皇帝”一列，“大”的短横聚在上部，撇捺下展；孝上半横斜交接，下方子形收进中轴；皇的短横层层叠置，底横较宽；帝上密而巾部中竖下伸。长笔或横托、或斜展、或纵向贯穿，连续几字各有不同支撑。

皇以宽底横收字，帝以中竖下伸，层叠结构采用了不同支撑。两字同列，上字底横同下字起笔之间留地，较厚横画没有压住下一字顶部，帝的长竖又向下延续。单字的完整形态同上下间距相配，宽底、长竖才能在一列中相接。

恭上半竖横交接紧密，中段撇捺展，下方短笔分开，重心较高；濬须在水旁右侧容纳多层短画，字身较长，中层间距更紧要。繁字内部的密集处不同，一个为下部留开张余地，一个以长竖贯穿多层，短画在其间分清位置。

中宫指字心短横、交叉和部件相接的区域。皇的白、王两部相距近，帝上半短画交会，下竖自中引出；外围横、竖、撇捺再伸开。中心聚紧，长笔在外缘撑开，内外一紧一松，长画伸展的方向也更为突出，柳字因此显得挺拔。

温、濬的水旁较窄，点的方向各异，右部获得较多宽度；恭在上部横竖交接后，下方短笔分开；哲上部左右组合，下方口形集中。部件随邻部占位调整，字心短笔在相让后聚拢，紧密而可辨。

左列会、天一繁一简。会的顶部覆盖层叠短画，内部收束；天以少数长笔开展，字外较空。两字在相邻字位中调整主笔和间距，字径相近，笔画密度仍相差很大。

“满招损，谦受益”的笔画

满招损、谦受益用古语说谦抑。满带水旁，招、损共享提手旁，谦把言旁排在窄区，后接益、崇、太、素、乐。繁字的密处、简字的长笔和相邻字距，在同一页中交替出现。13

招的提手旁竖钩较长，横画斜上，提笔朝右；召的刀、口上下相接，右部较宽。损右部多一层贝形，短画更密，上下距离收紧。同样提手旁随邻部层次调整位置，左右宽窄、高低在全字中重新配合。

右列之、君、何采用不同主笔：之的底部回转横展，君的斜笔穿出层叠横画、下有口形，何在窄人旁右侧伸出长钩。下接尝字，短画较密，再接笔段少的不。方向和密度沿列改变，长画仍各在字位内取得伸展。

滿的右部有包围和竖笔，水旁分在外侧；謙的言旁自身短画层叠，右部兼形又有竖笔贯穿多层。言旁过宽，兼部就被推向外；兼部短横过长，又会挤占间隙。原字在窄处留出层次，密画各有位置，精炼也体现在容纳繁笔的能力上。

受上覆较宽，中部收紧，下方又形撇捺分开；益上部几笔展开，下方皿形以底横承托。两种层叠结构，一字用斜笔支脚，一字用低平横底取得安定。下部的开合与上部所占宽度配合，重心因而落在不同形状中。

横竖相遇处稍重，竖段离开交点后连续下行，撇捺接出字身再渐细。长笔统摄短画，粗细变化又不断改变局部空处。哪一横托上部、哪一竖贯通多层、哪个转角把笔势引向下方，筋骨的比喻就同这些承托、贯穿和连接相应。

厚重与清劲之间

颜筋柳骨的旧评，可以同两碑的“大”字相参。《多宝塔碑》的横、撇、捺衔接饱满，捺向外展开较平缓；《神策军碑》斜笔转向醒目，细段与厚端反差较强。相同构形改变比例、接合和出锋，就有了厚实、清健的不同体势。

《神策军碑》國字的外框开展，或形斜笔和口形聚在中央，字心同外围相距较明显。颜书成熟期常将内部留得更宽，厚竖又加强外缘承托。围合的关系相同，内外宽度及主干分量不同，形成了两家各自的字势。

柳书的两碑也各有不同。《玄秘塔碑》转角和尖出锋鲜明，细画清峻；《神策军碑》许多字较饱满，转向圆和。同样骨架改变粗细、收放，前碑的关节较突出，后碑则有充足体量和温厚边线，柳体本身也包含这些差别。

苏轼《书唐氏六家书后》说：“柳少师书，本出于颜，而能自出新意，一字百金，非虚语也。”他以承接颜书又能变化称许柳公权。两家都借主干和外围长笔安定字身，柳书在内外距离、关节和粗细比例上更强调对照，也在这些相通条件中形成了新貌。14

王澍称《玄秘塔碑》为“诚悬极精炼之作”，看重点画锤炼后的明确形态；米芾则把柳同欧、虞、褚、颜并列，批唐楷安排费工，更喜晋人书札的自然变化。起收、关节越清楚，经营的痕迹也越显著，柳书同一特点在不同品评标准中得到不同评价。15

王世贞赞遒媚劲健，末接“要之晋法一大变耳”。他承认柳书的力量和妍美，也以晋法衡量唐碑的变化。碑刻将起收和关节经营得鲜明，整篇字位持续安定，同晋人尺牍随话语连写的姿态有别。颂碑的长处与书札的趣味，在他的判断中各有位置。16

这里所比《多宝塔碑》立于752年，《神策军碑》立于843年，相距九十一年，分别是颜的早年碑书与柳的晚年作品。颜后来逐渐形成更宽博字身，柳晚年两碑也有清峻、圆厚之别。二人各自的变化，加上不同用途、传拓和选本，形成了后人所见颜体、柳体的多层面貌。

“心正则笔正”的语境

穆宗召柳公权，说“我于佛寺见卿笔迹，思之久矣”，授翰林侍书学士。后问用笔何以尽善，柳答“用笔在心，心正则笔正”，史书接“上改容，知其笔谏也”。由寺院书迹得到赏识，再借论笔进谏，书法使他接近皇帝，也为文臣表达意见提供了机会。17

苏轼读这个故事，认为心正笔正“非独讽谏，理固然也”，将书法神情同人品相连。字形端正与臣下正直的联系，因而进入后世对柳书的品评。笔迹中可以辨认的平衡，则由主干、部件和间距共同取得：横画可仰，左右有高低，长笔向侧伸出，整体仍然稳固。人格联想之外，端正也包含丰富的局部变化。18

柳公绰又曾写信给宰相李宗闵，称弟弟“苦心辞艺”，以侍书见用却“颇偕工祝，心实耻之”，请求换一散秩。书法带来帝王赏识，士大夫又担心这种任用将人看作专供使唤的技艺之士。公权随后改任郎官，后来再回翰林，碑上长官衔也同这些实际职务变动相连。19

以完整字形训练笔力

《旧唐书》说柳公权珍藏笔砚图画，评砚以青州石末第一、绛州黑砚次之。碑上的粗细转折原先由笔墨写成，再经刻石、传拓留下白色轮廓。临写时浓墨能否顺行、提笔能否收细、折处能否连贯，又须回到笔毫和墨液的配合，拓本边界之外还有材料带来的实际变化。20

大、天、帝以不同长笔定字形。大字撇捺开展，横画交会高低改变重心；天多一横，横间距离须同下部相称；帝的长竖穿出上半密集短画。临写时主干方向清楚，各部宽窄和相接位置也随之有依据，字形的精整从这些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形成。

柳横中段细、端部重，两头若刻意顿成团块、中间轻轻连一线，整笔容易松散。起笔后锋毫继续向前，粗细在运行中调整，末端收笔也从同一段动作接出。“二”字的两横长短不同，连同上下距离临写，哪一横过重、哪一段显弱，都会影响全字分量。

招、损的提手旁须随右部召、員的层次调整宽度，谦的言旁又须留地给兼部密集短画。部件内部有短横、竖画的间距，整字之外还有上下相邻的距离。排成一列时，手旁向左伸出的横画同下字上部相避让，单字合度后仍要调整一列的外缘。

较大字径放大了笔毫铺开的范围，“国”外框的转角稍有拖沓，内部空处就会受挤；缩小字径以后，“谦”的层叠短横又更难保持间距。同一字在两种大小下临写，控制的重点随之变化。原拓字形完整的部分提供粗细和空间参照，“国”“谦”可以各连同邻字临一小段，比较大小变化以后哪些比例保留得较好。

连续写我国家诞受、天命奄宅区、夏二百廿有，繁简密度和外围长笔交替出现。单字相似以后，大小、间距或重心有一处偏移，都可能使整列突然变重、留白过宽。字内各部与邻字一并调节，点画的精确才能延续成长篇秩序。

同一书体中的多种面貌

唐楷到柳公权时，已经积累了多种处理点画与结构的方法。欧阳询较紧的字心、颜真卿较宽的字身，都能成为后来者取法和改变的材料。柳公权以细段、厚端和内紧外展组织字形，把晚唐楷书的一种面貌发展得鲜明。诸家同用可辨的点画，主干分量、字心宽窄和行列安排各有选择，楷书的成熟也表现为这些差异的充分展开。

《神策军碑》上册止于“来朝上京嘉其诚”，长碑的一部分经拓印、收藏和剪裱保存下来。它原为朝廷颂功，《玄秘塔碑》原为名僧追记，后世又从中学习点画、结体，品评精炼与经营。柳书进入法帖以后，原有用途逐渐退居其次，清楚而富于变化的笔画关系使这些长篇文字持续成为临习范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