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代书法的多种面貌

元人的取法与尺牍

鲜于枢论张旭、怀素、高闲的草书，称张旭“颠逸”，赞怀素“守法，特多古意”，谈到黄庭坚却说：“至山谷乃大坏，不可复理。”这五十三字如今同赵孟頫书迹合装成册。帖上字大，列间疏朗，重笔与细线交错，“不可复理”四字尤其舒展。尊尚古法的书家，对前代名家的高下各有判断，自己的用笔也随所宗有所不同。1

鲜于枢、邓文原与赵孟頫同处元初书坛，康里巎巎、杨维桢属于稍后一代，管道昇则在赵氏家庭和佛教交游中书写。他们都熟悉前代书法，所作既有论书短帖，也有官场答札、文学请托和抄经寄送的信。元代书风在这些场合中展开，重笔的分量、草形的压缩、行列的疏密，各有不同的用法。

论书短帖可以用大字放开笔势，数百字长信则要在有限纸面上安排正文、旁注和附言。称谓与落款也会改变列长、字径及留白。书家熟悉的笔法须适应眼前文字，尺牍中的迟延、增补和临时请托，又会在字迹中留下各不相同的安排。

草书里的厚笔与长线

鲜于枢（1246—1302）字伯机，曾任江浙行省都事、太常寺典簿，与赵孟頫交往密切。赵在鲜于去世后题其临《鹅群帖》，极力推重这位朋友的书法。两人都学习晋唐古帖，赵书常在圆润、匀适的转接中接续，鲜于枢则喜欢显露按笔分量，再以细线引向后文。同样临古，提按的幅度和重笔位置有明显区别。2

论书帖首列“张长史怀素高闲”从高处写下，字的外缘不断收放。“怀”左右有宽窄，“素”上部聚笔，下部送出细线；“高”与前后繁字又有墨量之别。旁列“皆名善草书长史”多处圆转收小，重笔出现在不同高度。字列之间既有开张，也有向内收拢的细处。

“长史颠逸，时出法度之外”跨列接写。“法度”几个笔段虽经省并，转向与收笔仍有分别；细线下引，到厚重折转处稍作停顿，再接向下一组字。线条宽窄与间距随之改变，较快的笔势中有了顿挫。

临写厚笔，须留意按下以后怎样提起：接触纸面的笔毫逐渐收拢，细线仍要保持方向；转大弯时又铺开，弧内留出空处。若只把轮廓描粗，墨容易结团。原帖“怀素”“古意”等字组中，细线穿过厚笔之间，重处也能转开，雄健同提按的灵活相连。

1310年，鲜于枢之子必明持父亲临《鹅群帖》请赵孟頫观看。赵题道：“仆与伯机同学书，伯机过仆远甚，仆极力追之而不能及。”又说伯机已逝，世人才称自己能书，所谓“无佛处称尊”。这段题识既推许故友，也庆幸其子保存父亲的作品。论书帖中粗细交替、密处放开的用笔，可以同这种推许互相参照。3

帖中圆转有大有小，有的圈内只留细窄白缝，向下接出的弯笔占幅却较大。“乃大坏”逐渐放宽，“不可复理”一列又拉开距离，重笔旁边有细线和空处穿入。鲜于枢把分量较重的字错开安排，厚笔遍布全页，也保留了可以转接的余地。

鲜于枢怎样评草书

鲜于枢称怀素“守法”，又说“特多古意”，重视的是草书中传承的字法、笔法。省去楷书的若干笔段以后，转折次序和部件关系仍须熟练掌握。他也肯定张旭有“时出法度之外”的颠逸，守法与放逸各有可取，并非只以整齐为佳。

“高闲用笔粗，十得六七耳”的“粗”，是在说笔法欠精，后半句又限定其所得。鲜于枢自己的墨线有不少厚笔，转弯、收笔却处理细致；线条宽窄与用笔精粗，是两种不同的评价。厚线能否顺利接出细线、繁字中能否保留内空，才是他落笔时实际处理的问题。4

论到黄庭坚，他用“大坏”“不可复理”表示强烈不满。张旭、怀素代表的唐代草法，在这段文字中成为很高的标准。赵孟頫同样推重晋唐，又赞鲜于枢；鲜于枢自己评唐宋书家时也有所扬抑。元人复古既有共同尊尚的范本，具体采用哪一家的写法、接受多大的变形，仍会引起分歧。

论书文字以大字写至“不可复理”，旁边有小字“此伯几真迹”，属于鉴识语；更左端另见较大的“渔父词”三字。几种文字在同页各占位置。论书短帖保存下来以后，又成为后人辨识、题记的对象，小字鉴识已是另一人的展读记录。5

邓文原书札的疏朗与接续

邓文原（1259—1328）致景良郎中吴汉杰的信，先说在考试院中短暂相见，为避嫌未能畅谈；再答复为对方父亲吴森书写义士碑的事，说明交女婿顺便送去。札上约百字，语气郑重，笔势流畅。私人请托要同考试场合保持分寸，办妥书碑后，才另以信札交代。6

本幅33.4×41.8厘米，纸面接近方形。正文在右，末款在左侧较低处，列间留有较宽白道。邓文原字径较鲜于枢论书帖小，横向外伸也较节制；“棘闱”“义士碑”等密字聚在小范围内，邻列的空处使整页显得清朗。

信首先致意，再称“景良郎中执事”，末尾用“文原顿首”署名。开头同长列正文相接，末款四字独占短列，周围留白较宽。尺牍的礼貌用语有固定格式，书写时所处位置不同，字组也须随列长、间隔作调整。

他写“先尊府义士碑，下求恶札，俾得附名以传不朽”，以“恶札”谦称自己的书迹，又感谢能同碑文一起留下名字。请托一方获得有名书家的手笔，书写者也藉碑刻参与纪念逝者。尺牍中的客气话，包含双方对文字、书法流传的重视。7

“属以人事坌集，方能如来喻”解释为何答得迟，“令小婿附便奉纳”说明由谁送去。坌集是纷纷聚集，人事繁忙使书碑耽搁，完成以后再托往来者递送。首尾敬语之外，迟延的缘故、完成的进度和送达方式，都有明确交代。8

邓书多数相邻字有间隔，上字末笔仍朝下字引去。“先尊府义士碑”一段字心较密，长撇、末笔向旁边空处伸开；写“何幸如之”，笔画减少，几字体量稍有伸缩，墨量也随之减轻。繁简字的距离相近，密度变化让整列有所起伏。

这种“笔断意连”，有收笔、起笔的方向与位置作依据。上字末笔朝下或左下，下字在相应方向起笔，中间虽留白，动作仍可接续。邓文原把字身略向两侧移动，间距也有宽窄；如果把每个字居中、字距一律等宽，原帖清畅的行气就会变得呆板。

正文与小字的尺度

康里巎巎（1295—1345）字子山，康里氏，曾任翰林学士承旨，擅长行草。台北故宫《致彦中尺牍》写给江南行台架阁库管勾叶彦中，信中谈家兄、友人的往来，确认收到棋枰和帽子，末尾又求寄纸张、银朱。书家需要的材料同官场、亲友间的事务写在一起，供纸与配制印色也要靠远方朋友相助。9

这封信本幅30.8×55.6厘米，容纳数百字。主文用较大行草，行间补注缩小，末尾求纸和银朱又写成双行小字。康里巎巎用紧密字距组织长文，字身纵长，转笔常在窄处接续；字号的改变让新增的事情能够插入原有纸面。

开头“康里巎顿首再拜”与受书人称谓相邻，随后接十二月十二日收信的日期。较重的字像短暂停顿，细线随即带开笔势；繁笔集中在紧小区域，末笔有时突然拉长，字列外缘时宽时窄。同邓文原宽松的字间留白相比，这里的连续动作更多集中在密集字组内部。

十二月十二日，金子振宣使到来，带来叶彦中的信；十四日，康里巎巎写这封答札。他问对方来春能否到都城，又谈家兄何时来。文书一事由克明经手，自己因女儿和本人患病，尚未相见，答应面谈后再报。已办妥的礼物、待问的公事与下次见面的约定，依事情的进展陆续写入。10

写到女儿患病，主列只写“缘不肖小女病四五”，旁边小字续入“十日，竟至逝去，不胜悲塞，奈何奈何”，随后接回主列“及身常有微恙”。丧女与自身不适，共同解释他为何没能见克明。补注挤入原有两列之间，细笔同主列重笔相邻，病情的补充也改变了这一带的疏密。11

附言说：“诸般杂色素笺及建连，付来些小为祷。银朱亦望惠数两，欲为印色。此中者不可故也。”他要的是几类合用纸张，以及调制印色的红色颜料。材料虽是日常消耗，也有好坏之别；手边不合用，就须托熟人从别处寄来。12

附言字径缩小，短画之间仍分轻重，笔毫稍多铺开，几笔便容易并拢。康里巎巎在窄处保留细白缝，转笔紧促，却能分清字界。主文的长笔、旁注的细字和双行附言，各占不同面积；连续用笔须随着字号改变幅度。

一封谢润笔的长札

杨维桢（1296—1370）致理斋明府的信，先赞对方教化乡民、礼遇士人、公允断狱，再谈为先贤祠作记，以及收到谢书、润笔的事。信中又提“文斋真乐卷子”，答应续写后送去。撰文与书写都通过熟人请托，作品尚未全部交付，回信中先把已办、待办之事答复清楚。

本幅28.8×51.1厘米，末署“客松庠主文抱遗叟杨维桢”。他号铁崖、东维子，“抱遗叟”也是晚年自署。主体字列紧密，首句与落款较短，左侧封题较细；同一纸面有重笔、细线和宽窄相差较大的字形，起伏比邓文原书札更强。13

“理斋明府相公阁下”中，“理”“斋”较厚，“明”收窄，“府”向下展开。旁列“仆客云间”又有较大字团，“不胜愧感”附近则短画聚紧、末笔拉长。重处与细疏处错开，单字虽有较大倾斜，全页仍留着可供长笔伸入的白地。

理斋即鄞县县尹阮申之。杨维桢说文中带来先贤祠材料，自己“乐书其事”；伯融涉海送来谢信，又有“润毫之礼”，他已收下而感愧。润笔是酬谢撰文、书写的财物，与礼士、作记的请托接在一起。县尹借名家文章纪念地方先贤，文人则以文章、手书回应，交往也包含具体报酬。14

首句“维祯再拜奉复”、受书人称谓各占短列，末写十月二十六日，再署姓名。正文越向左，字的宽窄变化越多，末笔有时斜伸到邻列空处；较细封题单列在更左侧，字径、墨量与主文区别清楚。固定书信格式，容纳了相当不齐整的字形变化。

杨书的生硬处

杨书的突兀感，多出在字形方向和墨量的改变。一个字向左倾，下字又向右撑开，密集字心忽接长斜笔；“润毫之礼”“文斋真乐卷子”附近就有这样的交错。转笔中有圆转，字的外缘又露出尖角，紧聚与外伸相接，形成生涩而有力度的面貌。

“奇崛”包含常见结构中出人意外的变化：左右分量不匀，字轴忽然倾斜，繁笔旁又伸出长线。杨维桢将这些变化放在紧密字列中，相邻空白承接欹侧，重笔同细线错开。单字显得峭拔，也靠旁边的字与留白接应，整封信才不至散乱。

后段“伯融回舟甚速”邻接日期与署名，列长不同，长笔有了伸展的余地。临写时，字心加重后，接出的细线须能转向；横画伸长后，邻字也须留得下。只学一个字的斜势，容易损坏整列间隔，杨书的欹侧要同周围空白一起经营。15

管道昇长信中的字行安排

管道昇（1262—1319）致中峰明本的长信，连封题保存在《赵氏一门法书》册，本幅31.7×72.9厘米。她说手书《般若经》为先父母、亡儿女荐福，感谢中峰展读、题赞，又谈书信未达、经卷寄送和返乡后的法事。“道昇”“良人”“我师”贯穿全文，良人指赵孟頫；夫妇将亲人的死亡和修行愿望，一起托付给熟识的禅师。16

这件长札字小而密，行距大致稳定。笔画的完整程度相近，行楷转换较平缓，少数细线接起前后笔势。“心”“一”“之”等疏简字旁边白地较多，繁字又以细笔分出层次。整页墨色起伏较缓，数百字中的小幅伸缩维持了平和、连续的面貌。

同赵孟頫《赤壁赋》相比，管札的线条也重视圆转、匀适，字内空隙清楚。这封信字径小，长列连续叙事；赵卷字较大，撇捺和牵丝可以展开得更多。相近用笔随幅面、字数和用途改变疏密，家庭中相近的书风仍能写成不同面貌。

“以中首座”是传递经卷、书信的僧人。管道昇请他带去《般若经》五卷，收到中峰展读、题赞的消息，又追问前年寄来的信与经赞为何未到，另写信向家中侄辈查问。她相信亲手抄经与禅师点化能够救荐亡亲，经卷的往来因而关系家族荐亡的愿望。17

“和南”是佛教致敬语。封题写“女弟子管氏道昇谨封”，正文起“道昇和南拜覆”，信尾再署“女弟子管氏道昇和南拜覆”。她以弟子身份致书，尊称中峰为“本师”，称谓的重复贯穿问安、请托和致谢。几个“道昇”字形近似，末笔与邻字距离稍有改变，日常惯用字也须适应所在字列。18

小字连续书写，字内与字外的空白都须维持。繁笔容易挤压，列距过窄又会使左右伸笔相碰；“慈悲”“父母”“道昇”等反复出现的字组，各次末笔、邻字距离略异，基本轮廓清楚。上一列安排得妥当，下一列还要接着保持，长札的精整依靠持续而细致的调整。

原札右侧封题与正文分列，左端最后一列写过祝问语和“不宣”，下方隔出一段空白，再写六月初七日及署名。日期、署款沿用正文小字，主要靠位置和停顿同祝问语分开。19

元人笔下的晋唐传统

元代书家的取法，也随着所见古迹与地域交游而变化。卢慧纹整理康里巎巎二十五件行草作品，分期比较，指出其书风涵融南北传统，各期又有不同取法。论书短帖、官场答札和荐亲长信所需的书写各异，古帖经验在不同用途里得到发挥；各家的分别，既有取法选择，也有个人经营字形、纸面的能力。20

“顿首”“再拜”“不宣”等敬语，是这些交往中通用的书信格式。邓文原写得舒展，康里巎巎常把它们收进密集字组，杨维桢又以较大伸缩收束。官员、友人和僧人藉书札相往来，碑文、抄经和书写所需材料也由此递送。礼语和交往方式相近，各人又按自己的习惯用笔，元代行草的多种面貌保存在这些有实际用途的片纸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