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代小篆
与李斯

统一以后的书写规范

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文字与度量衡、行政制度一起进入更广的地域。县廷发出的文书要让上级读懂，命令传到新设官署要能照办，权量上的诏辞又需要反复制作。原来各地习用的异体逐渐受到秦文字规范的约束。后世用“书同文”概括这项变化，它关系到字形的选择、识字的教学，也关系到文书怎样在统一政权中流通。

小篆与这一历史过程紧密相连。它以秦国长期使用的正式文字为基础，经整理推广，形成后世熟悉的篆书规范。体势多向纵向展开，笔画匀整圆转，部件位置较为稳定；面对同一套字形，书写者能够持续安排出相近的比例与秩序。秦代巡游刻石所留下的文字传统，是今天认识小篆最重要的材料之一。

汉代字书将李斯记作秦代文字整理的参与者，后世又将几处秦刻石归入他的书名之下。文献中的记载、秦代原石和后世摹刻，因此共同形成了今天所知的“李斯小篆”。琅琊残石与《峄山碑》传刻本保留的年代不同，所呈现的秦篆形态也各有来历。

上一篇见到的秦简同样属于这一时代。官吏日常写字已经有许多简便的笔画，郑重刻石仍采用较整饬的篆体。文字制度的统一与书写面貌的多样同时存在。

文字整理的文献记载

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记李斯是楚国上蔡人，早年做过小吏，后来向荀卿学习，再西行入秦。他由外来的游士进入秦国政务，经历客卿、廷尉等职，统一以后位至丞相。

《李斯列传》所载谏逐客上书，先举秦国任用外来人才的功绩，再以宫廷珍物、音乐多出异域作对照，最后说：“夫物不产于秦，可宝者多；士不产于秦，而愿忠者众。”李斯将逐客同秦国的强弱相连，铺陈所举的事物，都是为了劝秦王撤令。这篇奏书靠《史记》保存文辞，他作为书家的字形传统则主要由刻石、字书及后世传刻保存。1

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叙回顾秦代文字政策，记李斯奏请“罢其不与秦文合者”，并列李斯《仓颉篇》、赵高《爰历篇》、胡毋敬《博学篇》。许慎说这些字书“皆取史籀大篆，或颇省改，所谓小篆也”。汉人借字书说明小篆的形成：取用既有文字，加以整理，再供识字、写字时学习。2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三书原为七章、六章、七章，汉初书师合编后，又按每六十字一章分成五十五章，统称《苍颉篇》。这里的章已经重新划分，旧书名也用来称合编本。识字教材随着教学改变篇次，秦人编字的工作又经汉代书师继续整理、传播。3

秦国的正式文字在统一前已有长期发展，李斯等人所做的整理，又将它推广到更广地区。字书给学习者提供范本，官署文书和器铭反复使用这些写法。李斯在后世书法史中的地位，同这次制度推广和刻石书名的流传都有关系。

“书同文”首先涉及通行文字的共同标准。地方读音依然存在，书写时使用的具体笔势和快慢也会有差别。文字能够把不同地区的行政信息写成可共同辨认的形式，秦的官署体系因此获得持续交流的基础。

许慎还列“秦书八体”：大篆、小篆、刻符、虫书、摹印、署书、殳书、隶书。其中既有字形传统，也有制作和使用场合，摹印用于印章，署书用于题署。它们可以同属一套文字制度，因用途不同，又各有写法。秦的文字统一，包含了怎样在不同场合使用文字的安排。4

这些字书用短句串联生字。《苍颉篇》传存材料以“苍颉作书，以教后嗣”开头，接着写“幼子承诏，谨慎敬戒”，又有“勉力讽诵，昼夜勿置”“苟务成史，计会辩治”。四字句便于诵记，学习者同时熟悉字形、接受训勉，识字又同将来做书吏、办理簿计文书相连。字书的编排适应了当时的教学和用字需要。5

许慎后来将篆文按部首编入《说文解字》，同部字的共同构件得以集中比较，一些条目又附古文、籀文等写法。后世书家查一个不熟悉的篆字，可以先从字书确定构造，再安排纸上线条的长短、曲度与比例。国家文字整理留下的字形，通过字书继续参与篆书的学习。

公开陈述功业的文字

秦刻石的颂辞直接陈述统一政权所要求的秩序。琅琊刻辞中“器械一量，同书文字”，把计量标准和文字规范放在相邻两句；“黔首安宁，不用兵革”，又以百姓安定、停息战争赞颂统一。四字短句连续排列，语气整齐，反复以皇帝的功业统摄各项制度。6

刻石立在山岳、海滨，观看要随石面转身，几面的字列由此接成全文。拓片将这些面移到纸上，便于接读，原石照片又能说明各列怎样绕过棱角、落在不同朝向。长篇颂辞的排列，同立石地点和石面形状一起决定了现场怎样阅读。

秦始皇东巡，在峄山、泰山、琅琊等处立石颂功，又将巡行同封禅、祭山川的活动相连。帝国新颁的法度和皇帝名号，借石刻留在各地。它们既要向当时人宣示，也有传之后世的目的，统一后的政治秩序因而采用了郑重、持久的铭刻形式。

刻石文字常用整齐句式，内容从皇帝事业展开，随后述及制度与秩序。没有现代标点的石面，需要依靠句法和语义辨认停顿；纵行与字距则为阅读维持稳定方向。字形端正、重复构件相近，适合把一篇正式陈述连续排列。

这些刻石的文辞，有的由《史记》传下，字形则靠原石、旧拓和后世重刻保存。原石亡佚后，传刻仍能供人临习，也会留下重刻时的线条处理。题名中的“传李斯书”说明传统归属，制作年代则标明眼前材料处于哪次传承。

一篇刻辞还会先后加入不同内容。颂功正文之后列从臣姓名，二世即位后又补入诏辞和奏请。几行人名落在残石上，所记的可能是随始皇出巡的人，也可能是后来奏请补刻的臣下，需要按前后文分辨。

残石与二世诏辞

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琅琊刻石残段，是秦刻石中非常重要的原石材料。秦始皇二十八年，即公元前219年，在琅琊立石；秦二世即位后又补刻诏辞。今天残存的文字位于原来刻石的后部，前面少量文字属于从臣姓名，主要部分是公元前209年二世诏辞及相关署名。7

二世诏辞说：“今袭号，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，其于久远也，如后嗣为之者，不称成功盛德。”他已继承皇帝名号，担心原铭只说皇帝，后人将把始皇的功业误归继位者。丞相等于是奏请将诏书刻入金石，现存残石的大部分正是这次补刻。石刻原要长久记功，皇帝的更替又使名号与功业归属需要重新申明。8

残石边缘破损，纵列仍清楚，字形修长，圆转处的线宽较接近，部分笔道已随磨蚀变浅。本篇另用潘石朋一八六八年摹刻的拓本细读字组，下方陈澧题记记有这次制作。它传录秦刻文辞，又将当时所见的字形重新刻出，可以同原石照片比较。

“皇帝曰”三字沿同一纵列相接：皇的横向部分较密，帝由中部分出曲线，曰则围出一块清楚空白。三字繁简相差较大，轴向与字身比例却相近，整列因此保持稳定。

诏中的“金石刻”说的就是金属、石头上的铭文，琅琊残石本身也是这种记功方式的实物。较复杂的字将长短线分层收在字身内，简单字留出较大空白；繁简交替，行向仍连续。整饬的形体能适应长篇文字，原有的构形差别也在其中保留。

清代拓本下端题“同治七年摹刻于粤秀山。学海堂陈澧题记”，将重刻时间和地点留在篆文旁。所传文辞来自秦刻，眼前的字口则经过潘石朋重新刻制。题记使这一版本的来历可以查明，也帮助说明图中保存的缺断与线条属于哪件传本。9

后半段写“丞相臣斯，臣去疾，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”，接着以“臣请”奏请刻诏。署名列出丞相李斯、冯去疾及御史大夫德，昧死是臣下奏陈的谦敬用语。皇帝的诏令与臣下请求采用不同口吻，连续写在同一片字列中。8

少量残字与早期拓本

泰山刻石原有始皇颂辞和二世补诏，后来损毁严重，今存原石仅少数完整字和残字。国博《泰山刻石残字册页》为明代拓本，记录的字比清代残石更多。读到多少字，能看到怎样的曲线，往往先取决于使用哪一时期的拓本。

残存字可以直接观察刻线怎样转弯、怎样同石面相接；早拓又保存后来失去的部分。国博说明列北宋传拓存一百六十五字，明代时原石尚有二十九字，至清仅余十字。几个数量对应不同时间的材料，较早字迹如何补充后来的残石，在这里有了具体依据。10

比较同一刻石的拓本，可将多处固定缺口、石花一并对照，再看字口怎样随磨损变化。纸墨、取拓轻重又会影响一笔显得肥还是瘦，单凭粗细不易断先后。泰山刻石的早拓价值，主要在保存了后来消失的字及其轮廓。

字帖把残字放大，线条显得简洁而有力，周围大片空白来自残损与编排。原来它们属于较长篇章，排列在山顶石面上。

残字收入册页以后，原来要绕石观看的文字，可以在案头翻阅。题跋、收藏印又记录后人怎样保存这份拓本。秦篆在古代山岳刻石之外，成为书家反复近看的范本，其流传也改变了观看、学习的方式。

宋代重刻保存的篆书样式

《峄山碑》原刻已经亡佚，今天常见的字帖来自后代重刻系统。北宋淳化四年，即993年，郑文宝依据徐铉传下的摹本重新刻石于长安，这一石刻今藏西安碑林。随后又有不同地方的翻刻。它保存并塑造了后世认识秦篆的重要样式，在书法学习中影响很大。

图中的两幅拓片为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，编号2002-286 a-b，出自宋代重刻系统，馆方将拓印约定在二十世纪。小篆正文之后接郑文宝五列楷书跋，说明据徐铉摹本重刻的经过。一份纸本中既有追摹秦刻的篆字，也有宋人交代版本来历的文字。11

《峄山碑》传刻本的长竖、弧线宽度较接近，端部收得含蓄，弯处少见突起。字身向纵向伸长，短画间隔随构形分配，上下部分多沿中轴接续。与大盂鼎一些骤然加粗的笔段相比，它更多以线长、间距和曲度形成变化。

一条竖线向内转弯，弧度从哪里展开，会影响整个字的松紧。弯得早，中段较宽；转向集中在短距离内，内部空间就收得紧。《峄山碑》传刻本中的相近部件多次出现，各自弯曲的幅度与字身比例相配合。

对称是小篆常用的组织方式。左右有对应构件时，两边围绕中轴安放，上下保持稳定联系；本来结构不对称的字，则以不同线长与空白取得均衡。

复杂字将较多线条收在相近的字位内，简单字留下较大的内部空白。纵列大体整齐，字内密度各不相同，繁简相接又形成有规律的变化。全幅的匀整，靠的是不同构形之间的协调。

临写《峄山碑》，长线从直行转为弧线，笔毫的接触范围要相应调整，线宽才较能保持一致。停留过久，转弯处容易积成粗块；提得过早，弯处又会收细。用笔的连续与转向配合，才能在匀圆外观中保留曲线不同的松紧。

拓片右端开篇是“皇帝立国”，以下文字颂述统一与法度。局部图中的“帝”围绕中轴分出曲线，下垂部分拉长字身；“立”中部空白较开，底下一道横线稳定字脚；到“國”，外部围合把较多线条收入内部。几个字沿同一纵列相接，宽高接近，里面的繁简区别十分清楚。

两幅拓片的横向缺损穿过多行，有的字只余上半或下半，黑白分布已有传拓、残损的因素。完整字群可用来细看结构，残损带则交代保存状态。旁边较小的楷书跋又另成数列，与篆文分区，秦代文辞的传刻和宋代重刻说明各有位置。

郑文宝跋的楷字较小，点画分明，与篆文的长线相邻。跋中记摹本来源、重刻经过，字体之外，内容也使两部分的作用容易辨明。后人临篆文时，这几列楷字同时提供了追查所据版本的线索。

小篆的长线怎样组成字

小篆的连接关系会影响识字：外框是否闭合，内画是否接在边界上，都属于构造的一部分。同一结构又能写得宽些、窄些，形成风格差异。临写时，弧线的伸展要顾及这些连接，外形相似而接处分合不同，可能已经写成另一个字。

“國”的外框较长，内部容纳数个构件，几处空白大小不等。外框过紧，内画容易拥挤；放得过宽，字又可能显得空散。线宽大体相近时，框内各处的间隔更醒目，长形字身的稳定，来自内外几组线条相互配合。

带屋盖的字，盖形向两侧伸展、下垂，将下方部件包入其中；左右结构的字，则可由长竖、弧线维持两边相近的高度。连续长线与短画在这些构造中各有位置，字的宽高也随之调整。

长竖把字形向高处延伸，也在上下构件之间维持连续的方向：有时穿过主体，有时悬在下方，与邻近曲线相应。上部短画密集，下垂部分的空白较大，字内疏密上下相间。相邻两个字的长垂笔若都占据行中较多距离，字距需要相应安排，全篇行款由此受到单字结构影响。

行间空白随字的轮廓起伏，弧线外鼓处较窄，字身收拢处稍宽。相近字位使纵行保持连续，局部的伸缩又能容下不同形体。单字内部怎样分配，最终也影响旁边一列所能利用的余地。

“玉箸”以玉筷比喻某类篆书线条的整洁、匀圆。线宽较接近时，线长、转弯位置和间距的差别会更醒目，哪处过长、哪块空白偏紧，都容易影响字形。小篆临写讲究比例，同这种线条特点有关。

孙过庭说“篆尚婉而通”。在这件《峄山碑》传刻本中，长线由直转曲，绕过不同部件，又沿主要方向接续，可以体会婉转而通达的线势。帝、立、國相邻，构造繁简不同，线条转向与字身比例相互配合，整列的连贯也由各字的安排维持。^〔书论〕

小件器物上的国家文字

秦代的规范文字还出现在权量和诏版上。权用于称重，量器用于计量容积，器物上铸刻统一度量衡的诏辞，把制度要求与实际标准器连在一起。秦始皇二十六年的诏书反复见于相关器物，二世即位后又有补刻。它们的体量、表面和制造方式不同，字形因而呈现出比巡游刻石更丰富的实际面貌。

两诏青铜版正面有始皇、二世诏辞，背面有较大的反书字。馆方据此解释，铜版原为铸大字诏版的铜范，后来截成小片再利用，另面刻下较小的完整诏辞。同一材料先后参与不同尺度的文字制作，字的大小和正反方向，将这些工序保留下来。12

较小铜面要容纳规定的诏辞，字距较紧，曲线、长笔也要压缩或随器面调整。有些字口细直，转弯分成短段，写法受刻制和可用面积影响。共同规范使字形可以辨认，工匠又须按器物条件安排行列，实际面貌并不都如大字篆帖那样舒展。

前篇的商鞅方升在秦统一后加刻诏辞，旧标准器继续用于新的制度。器物沿用，铭文追加，这种做法使新政令同实际称量工具连在一起。

两次诏辞并存，器物使用的依据也随继位更新。较早的字记始皇统一标准，后来诏辞申明继续奉行。琅琊补刻要使后世分清功业属于谁，权量上的补诏又将这种继承落实到日常查验，记功与制度沿用各有具体场合。

同一时代的正式与日常书写

把琅琊刻石与里耶秦简放在一起，能看到同一时代书写的两种状态。刻石希望文字长久保存、公开陈述，形体安排较为整饬；县廷文书需要处理不断到来的事务，重复用语、省写和快速接续更为突出。二者之间有共同构件，也有线条和比例上的差别。

书吏反复写常用字，往往省去曲折，合并某些笔段，便于接着往下书写。这些做法在秦统一前已有发展，隶变同长期文书使用相伴。秦代推广文字规范时，郑重的篆体与简便的笔写继续并行，统一字形的制度并未使所有场合采用同一种笔势。

隶书后来用于更广的日常书写，篆体又在印章、碑额、题署和书法作品中延续，字书保存了查找古字构形的途径。郑文宝重刻的秦篆，数百年后再被传拓、临写，国家规范曾经采用的字样，也成为后世书家持续学习的范本。李斯的书名正同这段长久流传连在一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