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太宗与王羲之
书法的经典化

王羲之怎样成为共同的范本

《集王圣教序》碑首并列“大唐三藏圣教序”“太宗文皇帝制”“弘福寺沙门怀仁集”“晋右将军王羲之书”。唐帝撰文，僧人从晋人旧迹中选字，再由工匠摹勒上石。相隔三百多年的文章和字迹，合成了一件唐代碑铭。王羲之原来的书信已被视为可从中取法、选字的典范；这块碑又使王书成为能够反复传拓的长篇行书。1

南朝人已高度推重二王，梁代宫廷搜集法书，智永将王氏字法用于《千字文》的传习。唐太宗又调动内府金帛、鉴定者和摹书人，征求旧迹，组织编目、摹写、教学和赏赐，并在《晋书》中亲定王羲之的高下。个人趣味借皇帝能够调用的资源延续，得到范本的臣僚、皇室子弟也有了共同学习的对象。

经典地位由这些反复进行的活动逐渐确立。家藏旧信进入内府，经过鉴别、编次，成为可查找的藏品；副本送到受赐者手中，字法得到临习；书论据以品评，刻帖又保存、传播具体形态。一封用于日常往来的信札，逐步兼具收藏、教学与品评的价值。王羲之的声望同这些可供使用、讨论的作品一起传下。

进入内府的古代字迹

隋末唐初战乱之后，征集法书同整理经籍一起展开。武德五年，即622年，令狐德棻请朝廷购募遗书，“重加钱帛，增置楷书，专令缮写”；贞观二年，魏征又主持校定四部书。楷书在前一记载中指专门抄写人员。书籍需要校勘文本，名家书迹还要辨认笔迹、旧题，宫廷因而须依靠熟悉文献和字法的人。2

褚遂良参与鉴别入内法书。《唐会要》记朝廷以金帛购求王书，古迹纷纷送到京城，褚遂良能说出所来，无所舛误。韦述《叙书录》又记魏征、虞世南、褚遂良等共同定真伪、编卷。旧迹散在各家，入内以后要逐件认定作者、文字起讫及卷次，征集须同鉴定、记录相配。3

徐浩《古迹记》追记贞观十三年十二月，即639年末，内府法书“装成部帙”，以“贞观”印钤接缝，命褚遂良排定题署。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高士廉、魏征等大臣姓名随卷留下，接缝印和题署也成为后人辨认藏本的依据。侯君集起初同署，获罪后名字被擦去，政治上的荣辱也改变了卷末所见人名。4

装裱、编次也改变阅读方式。几封各有收信人的尺牍，合成一卷后可被连续展阅，成为一组字法相近的范本。许多帖名取自首句或信中事物，如《快雪时晴帖》《奉橘帖》。原来便于通信的问候、赠物文字，后来又成为辨认和查找书迹的名称。

褚遂良怎样记录王羲之书迹

褚遂良《右军书目》将书迹分卷著录。正书先列《乐毅论》，记四十四行、书付官奴；《黄庭经》记六十行、与山阴道士；《东方朔赞》记书与王循。篇名以外，行数和受书人帮助区别具体藏本。目录所管理的是一卷卷书迹，记录也比只列文章题目细得多。5

尺牍往往按首句著录。第六卷“羲之白，不审尊体比复如何”记五行，图中《何如帖》起首相同，今本分三行；第十七卷另有“报恒何如”，记七行，是另一封书札。相近问候语可以属于不同信件，行数又保存具体布局，两类信息合起来帮助辨认藏本。目录还列“送此鲤鱼”“脯五夹”等，赠物、饮食本属信中琐事，也因著录成为书迹流传的一部分。6

《兰亭序》在目录草书门第一卷记作“永和九年”，二十八行。今天通常称它为行书，唐代目录的草书门还包含这一类书迹，当时的书体分类范围较宽。“永和九年”取首句纪年，“兰亭序”取事件与文体，两种名称都用于这件作品。7

按书体分卷，学习者就能在正书中找《乐毅论》，从尺牍卷选出行草。篇名、首句、行数使多件作品可以查阅、比较，王羲之的名字逐渐对应一组可供选择的范本。后世刻帖和法书著录沿用这些办法，宫廷整理也影响了后来的学习方式。

“状若断而还连”

太宗在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末赞中称“尽善尽美，其惟王逸少乎”，又写“点曳之工，裁成之妙”。点曳关乎笔画，裁成着眼整字；他继而以“烟霏露结，状若断而还连；凤翥龙蟠，势如斜而反直”赞笔势与结构。末以“玩之不觉为倦”“心慕手追”写自己的观看、临习，将王羲之置于独尊的位置，也给这种推重留下具体的审美尺度。8

“断而还连”可同尺牍中的笔势相对照。两笔隔着空白，收笔方向引向下一笔落点；字间留空，下一字也承接前字走势。《何如帖》的短点、转折各自清楚，沿字序又能相继。连贯由方向、距离共同维持，牵丝只是其中一种可见形式。

“斜而反直”着眼于偏侧中的支撑。《兰亭序》传本中，有的字上部倾斜，下方长画向另一侧托住；有的字左右宽窄不同，下字又沿同一列继续。局部倾侧同整列行位配合，变化较多，阅读次序仍然清楚。

烟霏散开，露珠凝聚，凤翥上举，龙蟠回环，这些比喻使分散、收合、开展、盘曲同时进入评语。太宗将一笔的走向同全字姿态放在一起看，赞赏王书能在反复变化中保持连贯。用力的支撑同轻灵的姿态，也因此没有分开。

太宗推重的王羲之

传赞同时严评钟繇、王献之、萧子云。钟繇善分浓纤疏密，太宗嫌其“体则古而不今”；王献之被比作隆冬枯树、严家饿隶，萧子云则被说成少筋骨。先抑诸家，再将王羲之推为尽善尽美，这段文字明确建立了高下。官方史传收入皇帝评语，他的个人取舍也获得更持久的传播。9

太宗欣赏自然屈伸与充足骨力，过古、过瘦或软弱都不合他的尺度。他对王献之的贬抑，又同南朝人推重子敬的趣味有很大距离。宫廷确立王羲之的中心地位，古人对其他书家的讨论也继续进行，品评并未从此只有一种说法。

孙过庭《书谱》并提钟繇、张芝、王羲之、王献之，既推重王羲之兼通诸体，也讨论时代由质朴转向妍美。他说“古不乖时，今不同弊”，把取古、用今放到学习和变化之中。尊王的共识之下，仍有不同的论证：太宗排定高下，孙过庭更着力说明各体怎样兼通、古法怎样进入当代书写。10

宫廷里的临习与骨力

《贞观政要》记太宗在正殿左置弘文馆，命文儒兼学士，轮流入值，讨论经史、政事，又选功臣和三品以上官员子孙为学生。虞世南、欧阳询等在馆中教书，内府出示法书供学。名师、佳本与宫廷教育相接，这种学习机会也同学生的家世、身份密切相关。11

太宗自己反复临书，称“殊不学其形势，惟在求其骨力。及得骨力，而形势自生耳”。他重视下笔以后能支撑字形、转折和行进的力量，外在姿态由这套用笔形成。帝王的选帖、品评与亲手临习互相联系，也使宫廷收藏长期围绕他所推重的王书展开。12

《何如帖》的细线方向清楚，弯转连续，较厚处集中于字心、转折，将字身收拢。只描外缘，容易丢失粗细转换时的接续；向前送锋、提起换向，再落到下一处，线条才有贯通的力量。骨力可以从这种实际动作中理解，也涉及字内轻重怎样相互承托。

贞观十四年，即640年，太宗自写真、草书屏风给群臣看。纸上字迹装成屏风，在宴集、居处中展示，书写尺度和观看方式都同小幅尺牍不同。朝廷还征善书者入官、令贵臣子弟学书，皇帝写字、出示旧迹和安排教学，成为宫廷生活中持续进行的活动。13

虞世南、欧阳询、褚遂良都熟悉王书，用于碑文时各有面貌。紧结、圆和、细劲的不同，既来自取法选择，也随本人手性、写字用途而变。共同范本供给可以学习的方法，临者还要在自己的书写中重新安排。宫廷推重王羲之，同唐人发展新书风因而可以并行。

六份《乐毅论》

褚遂良《搨本〈乐毅〉记》记贞观十三年四月九日，宫中出《乐毅论》，令冯承素摹写，分赐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高士廉、侯君集、魏征、杨师道，称“于是在外乃有六本”“笔势精妙，备尽楷则”。《法书要录》记十三年，图中《郁冈斋墨妙》刻本所录褚记作十二年，分别保留了这次颁赐的文字。14

所摹《乐毅论》是夏侯玄论战国名将乐毅的文章，传为王羲之小楷名迹。长篇细字须持续保持点画、字距，冯承素的摹写使一件内府珍藏成为六位重臣可以临习的范本。皇帝将同一件名迹分赐数人，赏赐既表恩遇，也选择了值得共同学习的写法。15

《郁冈斋墨妙》明代刻本开头题“乐毅论，夏侯泰初”，正文小楷列次清楚。横画较轻，长撇、竖画有明确方向，繁字同“之”“以”“也”等简字相间，字内疏密各异，全列又能保持相称分量。后人从这种持续而精细的安排中学习楷法，唐代颁赐的记载则说明宫廷早已赋予它这样的范本地位。

文章由乐毅未及时攻下莒、即墨两城起论，为他所求的政治事业辩护。图中“夫欲极道之量，务以天下为心者”，将君臣同心、以德服人置于一时攻城之上。摹本送给重臣，所含的君臣政治伦理也随书法一起进入阅读，学字同读文章原本可以并行。16

小楷长列中，“为”等繁字将短画收密，“之”的末笔舒展，“以”用少数笔段撑起字身。相近字径要容纳繁简不同的字，短画与主笔的分量须反复调整。“备尽楷则”所称的法度，也包括长篇之内持续处理这些差异的能力。

六本出宫，带着受赐者姓名进入各家。后人再次摹写、刻帖时，也将褚遂良的颁赐记录收入帖中，具体日期、摹书人、重臣名单同字形一起流传。《乐毅论》既因小楷受珍重，也因曾被选作御赐范本而增加声誉。17

褚记中的“搨本”是冯承素摹写所得，图中黑底白字则来自后世刻帖取拓。摹写把内府书迹传到数家，刻帖又使字形可以多次印取。明代汇刻将唐代题跋同小楷排在一起，作品的字法和旧有宫廷声望也通过新的载体延续。

求帖叙事与摹赐

何延之《兰亭记》将太宗求帖写成萧翼从辩才处取得珍藏的故事。皇帝为一篇晋人书迹遣人远求，寺僧又将它当作传承有绪的至宝，叙事将作品的稀有和价值不断抬高。《兰亭序》的声望因而连着帝王、寺院、收藏者的记忆流传，法书也有了可以反复讲述的身世。18

何延之还记太宗得帖以后，命赵模、韩道政、冯承素、诸葛贞各摹数本，分赐皇太子、诸王近臣。与《乐毅论》赐六位重臣相接，两则记录显示宫廷把珍藏转为副本，再按君臣、父子关系安排授受。原迹的稀有，并未妨碍副本在受选择的圈子中继续传习。19

《兰亭记》末说，何延之从辩才弟子玄素听得传述，后来将此记进呈朝廷。皇帝求帖的故事被记录、进呈，又进入后人的题跋和绘画，成为法书声誉的另一条传播途径。收藏、临习以外，反复讲述作品来历，也使《兰亭序》受到持续关注。20

扇面、屏风与宫廷观看

贞观十八年二月，太宗宴三品以上官员，在席间作飞白书，群臣争取，刘洎登上皇帝所坐御榻伸手取得。有人以失礼相攻，太宗笑说“昔闻婕妤辞辇，今见常侍登床”，借汉朝班婕妤辞谢同辇的故事调侃。飞白线中有白丝，书写本身可供观赏，得到御笔又意味着特别恩遇，争书也成了君臣宴集中的趣事。21

同年端午，太宗又作“鸾凤蟠龙”等飞白字，赐长孙无忌、杨师道扇各两枚，称“庶动清风，以增美德”。扇可日常执用，清风又寄托德行，御笔使节物具有特别身份。书写与器物相合，既是节日赠礼，也成为皇帝褒勉臣僚的一种方式。22

武则天时，狄仁杰自称少见好本，内府便取二王真迹二十卷给宰相看，看毕立即收回。身为宰相也未必能经常见到佳本，原迹集中在内府，宫外学习更多依赖副本、临本。一次展观、一次赏赐，能否带来持续临习的机会，取决于作品最后留在谁手中。23

697年，王方庆向武则天进呈多代先人书迹，朝廷在武成殿出示群臣，命崔融撰《宝章集》，又将所编赐给王方庆。家族长期保存的法书，为宫廷展观提供材料；朝廷著录、褒扬，又使家藏受到更广泛重视。传世《万岁通天帖》与这次进呈相关，保留了家族积累进入宫廷、再经摹传流布的线索。24

玄宗开元十六年，即728年，内府出二王及张芝、张昶等古迹，交集贤院摹写。《唐会要》记摹四本，进内分赐诸王。太宗以后，宫廷选择、复制再授予皇室子弟的办法继续实行，所用材料也包括王羲之以外的古代名家。25

徐浩还记开元年间在路琦家访得王羲之扇书一卷，碧地织成装潢上题“晋右将军王羲之正书卷第四”，可追到杨师道641年的进献。朝廷赏给藏家绢帛，再送集贤院摹赐太子等。散出的旧迹重新入内，旧装、题名提供线索，奖赏则促成搜访；摹本又从宫廷送出，供人继续学习。26

内府集中多件古迹，便于鉴定者相互比较，也使宫外的人难见原本。狄仁杰“少见好本”，《乐毅论》六位臣僚才获摹赐，都是实际学习条件的差距。宫廷声望能推动一种书风受重视，清楚、完整的副本能否流出，又决定这种推重怎样进入更多人的书写。

张怀瓘《书估》评定古迹贵贱，“以王羲之为标准”，再按书体、是否成篇区分价值，称《乐毅》《黄庭》等“但得成篇，即为国宝，不可计以字数”。他又批评只听声名便把王书一概视为最好的藏者。王羲之成为收藏、交易的参照，也仍要按具体作品继续品评；宫廷之外，人们看重其字迹的方式又有不同。27

帝王文章与晋人行书

咸亨三年十二月八日，怀仁集王书《圣教序》碑刻成，所署日期换算为公历是673年1月1日。唐太宗的序文、李治的记、玄奘译《心经》等，以选自王书的行体写入一碑。帝王文章与佛教译业借王羲之的字形获得长久纪念，刻碑又将原在小纸上的多种笔势集成可传拓的篇面。28

褚遂良653年所书《雁塔圣教序》与集王本含有相同的太宗序文。楷书逐笔安排“盖闻二仪有象”，行书更多用字内省并和细线承接，部分末笔向下字转出。文章相同，书体改变以后，前后衔接的办法也改变；帝王文辞由这两种字法分别传下。

集字须从不同旧迹中选出适用字形，再安排字径、间距和整列疏密。原来各有上下文的字，进入长篇碑文，既保留自己的姿态，又须同新的邻字相接。怀仁的取舍、排列参与了全碑的形成，后来临者所得王体行书，也包含唐人这样一次选择。

集王本汇集多种行书字形，部件有不同省写，同字也有宽窄、长短之变。字心怎样收合，收笔怎样引向下一字，可以沿长列比较、临习。王羲之分散在旧信中的字法，经由新篇章汇成较长范本，刻拓又让这种学习能反复进行。

太宗将珍藏整理成可查的卷帙，从中选出臣僚、皇室子弟的学习范本，又在史传中公开品评。赏赐和拓本让经过选择的字迹继续流传，后来书家又按自己的需要临写、集字。王羲之的旧作可以教小楷、行草，也可以重排成佛教碑文。南朝已有的声誉，经过唐代宫廷的集中推广和书家的持续运用，获得了更长久的影响；字法不断用于新的文章和场合，尊王也成为可以实践的学习传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