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羲之书迹
的流传

同一封信的墨本与拓本

“省别，具足下小大问，为慰”，是王羲之《远宦帖》的开头。台北故宫藏古摹墨本，黄褐纸上六列草书，同一段文字又以《省别帖》之名收入《十七帖》拓本。墨本六列在一纸上，拓本分贴于前后两开册页，原信的字序保留，翻阅时多了一次停顿。文字与形制的这种变化，伴随王书从私人通信进入收藏、临习。

墨本首列从“省别”写到“为慰多”，第二列接“分张”。《十七帖》的《省别帖》前接《盐井帖》，后接《都邑帖》，原来独立的信件被排成一册。编者选取哪些信、怎样排序、在哪里换页，都参与决定后人见到的范本。

王羲之亲笔今天已无公认存世者，书法经古代摹本、刻帖和临本延续。收藏者选帖、分类、装卷，摹手复制轮廓，刻工转到石木，拓手再传到纸上；题跋和目录留下各次整理的记录。传本能保存旧字，也带有每次选择、加工的结果，王书的长期流传有赖于这些具体工作。

书札怎样被编成卷

虞龢《论书表》记桓玄收二王纸本、绢帛书迹，选其中正书、行书之美者，编成帙册，常置左右。旧迹还可写在扇面、衣料或木几上，用途、大小不一；入藏以后，能装卷的纸帛须重新编排，其他形制又须另作保存。1

虞龢参与刘宋宫廷整理，见旧藏随纸长短拼成卷，有的一卷数十纸，正草、优劣混在一起，展阅不便。他们改以二丈控制卷长，再按书体、品第编排。原来各自成纸的信，分入不同等第，前后相邻的书迹也随重新装卷而改变。2

卷内次序也有安排。虞龢说好者在首，较次者居中，中等者在后，理由是人开卷时精神集中，展到中段渐倦，后面再遇中品，还可留连至终。按优劣排卷，同按时间、来信次序排列不同，今日连在一起的字纸可能出自收藏者重新配合。3

整理者给卷、帙编号，与目录相应，又登记纸数、行数、字数。作品改装、移位，仍可凭卷号和内容查找；纸张脱落，原记的行数、字数也可用来判断所缺范围。书信成为藏品，需要这套查找、核对的办法，书目于是同字迹一起保存下来。4

“戏学”部收真、行、章草混在一纸，或反复练数字、学前人写法的作品。虞龢重新分等，将无次序的诗赋、赞论等归入，又删去认为拙劣者。书家随手所留，能否进入后世范本，还要经过收藏者筛选；保存数量与风格分布，也受到这类品评影响。5

虞龢记新摹本改用大幅厚纸，幅面统一，裁切整齐，“又补接败字，体势不失，墨色更明”。旧本参差破损，复制时补全破字、使墨色清楚，可以使展卷更方便，也会使不同旧纸在新卷中显得整齐一致。摹写兼有保存和整理的工作，后人所见的字形外观也经过处理。6

展阅也有保护字迹的规矩。虞龢记桓玄宴集出法书示客，有人吃过寒具，用油手拿帖，留下污点；以后再展书，便先请客人洗手，并撤去寒具。寒具是油炸食品，这次损坏使宴饮中的赏玩有了新的限制。7

卷末接轴，外加包首，再入帙、函，便于卷起收藏。武平一《徐氏法书记》记幼年在宫中见曝书，六十余函多用镂牙轴、紫罗裱，其中有青罗裱、玳瑁轴的卷子，传为梁代旧装。卷首还列篇目、行字数，章草旁附楷书释读。精美装具护持、装饰书迹，题目和释字又使旧书可辨、可查。8

从《乐毅论》的赐本说起

梁武帝与陶弘景往返信札，也谈到选帖的实际用途。陶弘景想得《乐毅论》《太师箴》一类细书，“依仿以写经传”；梁武帝答说所见《乐毅论》“微粗健”，怀疑归属。陶需要能照着抄经传的细字，字径与风格因而同是否有名一样，成为选择范本的条件。9

唐代宫廷有专门摹写名迹的人，冯承素、赵模、韩道政、诸葛贞等，奉命制副本以赐皇室、近臣。古书记“拓书”，可指覆纸摹写，并包含轮廓、细线和涂改的复制。原札的笔形越细、改笔越繁，摹手需要作的辨认和取舍越多。

褚遂良记冯承素奉诏摹写《乐毅论》，赐长孙无忌等六人。“于是在外乃有六本”，将副本数量与流出宫廷相连。臣下取得可供学习的本子，作品的保存也开始分成几条途径，随后可能各有家藏、转赠和再复制的经历。10

几代递传以后，各本的纸张、装裱和题跋有了不同经历，再次摹写又会改变某些字形细节。《乐毅论》被收入不同丛帖时，往往连同旧记刊刻，字的轮廓与以前如何复制、颁赐的叙述一起传下。旧跋因此成为后人追索版本的材料。

钩摹用薄纸覆在原迹上，沿笔画两侧画出轮廓，再填墨。长笔的粗细转折、尖角和字内小空白，都须在边界中留出；浅墨或破损处还要判断笔画原来怎样相接。边线较浓、填墨略浅，是摹本有时留下的痕迹。精细复制使原迹失散后，字形、行列和稿态仍有机会保存。

《平安何如奉橘三帖》《远宦帖》和神龙本都以墨摹保存字形、排列和部分细线。《远宦帖》末列下方的空纸同全札保存，刻成册页后，六列文字接到其他帖旁，原信纸边不再成为版面的界限。复制保存了字序，也能改变一封信在全卷中的位置。

何延之《兰亭记》将名迹入宫写成萧翼取帖的故事：萧翼携名帖接近辨才，反复赏鉴、交谈，取得信任后取走《兰亭》；太宗命人摹赐，原迹随葬昭陵。亲笔归宿、宫廷副本和外间传本，在这段叙述中相连。它使取得原迹的经过广为流传，神龙本、定武本上的印跋又继续记下各自后来的收藏。11

唐代宫藏多次散出、重收。徐浩《古迹记》记开元十七年将二王书交集贤院摹二十本，赐太子、诸王；十九年又访得路琦家王羲之正书扇书一卷、王献之行书三纸，赏路琦绢三百匹、萧嵩二百匹，再交集贤院复制。求书、奖赏和授学同在一件事中，宫外藏本重新成为皇室学习的材料。12

扇书旧装用碧地织物，黄色织字标“晋右将军王羲之正书卷第四”。作者、书体、卷号同装裱一起保留，表明它曾按一套次序整理。书迹转入私家，旧题仍随卷存在，重新入藏时也能据此辨认以前的编目。13

潼关失守以后，内库法书散失，徐浩在收复京城后访得二王书二百余卷。他另记赵城仓督侵吞公货被查，交出书卷请求赎罪，说曾接待叛军将领，获赠这些字迹。宫藏经战争散入私人手中，也会作为馈赠转手，再因查案重新归朝廷。14

徐浩还抱怨，自己以前弃去的伪迹，后来也被收买，献书者照样得官受赏；吐蕃入寇后，图籍又散失。他暮年所见，市间偶有真迹，已少人能辨，自己也心昏眼暗。征集的奖赏能招来书卷，鉴别意见若未被沿用，旧误也会重新进入收藏。15

《十七帖》的书札编次

《十七帖》取首札开头“十七日”之名，将多封草书信汇集为范本。各系统的帖数、编次有所不同，台北故宫《旧榻十七帖》列二十六件，首札之后是《逸民帖》《龙保帖》，后面有《邛竹帖》《省别帖》等。分札与题名使一册中的多次通信各可查找，也将日常消息变成一组可以反复临写的草书材料。

首札写“十七日先书，郗司马未去，即日得足下书为慰。先书以具示，复数字”。十七日先前已写信，郗司马尚未动身，当天又得来信，于是再补几句。信使出发以前追加的话，后来被编在整册之首，一个通信日期也成了草书范本的名称。16

《邛竹帖》记朋友从蜀地寄来竹杖，王羲之将它们分给身边的年长者，回告“令知足下远惠之至”，使受赠者也知道赠杖朋友的厚意。礼物经转送惠及更多人，回信又记下去处。《来禽帖》《胡桃帖》谈果物和种植，刻帖把谢赠、托求、问候收入一册，日常交往也随草形一同保存。17

《虞安吉帖》为旧同事托请。王羲之先说“昔与共事，常念之”，再介绍虞现为殿中将军，与收信者有中表亲属关系，希望为其属官，末请“足下可思致之耶”。往日相处成为荐人的理由，亲属关系使托请更近，所求又具体到一个小郡。这封荐信被收入刻帖，具体的措辞和草法一同成为临写对象。18

“足下”“为慰”“知”“书”等常用字，在不同札中反复出现。各信的开头、收尾和篇幅不同，同一草形相邻的字也改变。汇成一册后，学习者既能熟悉常用写法，又能比较它们怎样接入问候、谢赠或托请。

本册末尾刻“敕”及“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，臣褚遂良校无失”，沿袭馆本系统的题记。勒指将字迹摹勒成范本，校指核校文字；执行者和分工随小字一并翻刻。复制对象包含这条题记，后人也能据其有无、位置与字样追索传承。19

《省别帖》怎样进入册页

《旧榻十七帖》第八开左页先续《盐井帖》，页中开始《省别帖》，前两列贴在此页末端，后四列接到第九开右页。“多分张”原已跨第一、二列，“武昌诸子”跨第二、三列，装成册后又在“诸”“子”之间分开。原信的分行保留，展读却须翻页才能续句。20

“足下”等字所在列及邻字，两本可以逐处相对。墨本“省”的上端较重，下接“别”的弯转，“具足下”缩为较短笔形；刻本以白线保存方向和宽窄。墨本细线由浓转浅，拓本细笔混着石花、拓墨浅痕，原有草形经过不同材料显现，轮廓的清晰度也随之改变。

墨本末列“知足下情至”下方留空，一纸全札就此结束。刻本读完这些字，还要继续翻到《都邑帖》，黑色拓面占满装裱后的册页。独立信纸的余白与册页中一帖的收尾，所占版面已经不同；帖名、文意和下帖起句一起标出信件的边界。

拓面上的石花、磨损和纸纹，与刻出的笔画同时显现；墨本则保有墨线、红印和旧纸纹理。细线的断续有时来自书写，有时来自传拓、破损。连同周围纸面比较，可以分辨笔画轮廓与材料痕迹，也更接近这件传本实际保存下来的形态。

怀仁怎样把王书写成碑文

咸亨三年，即672年，《集王圣教序碑》刻成，原立长安弘福寺，今藏西安碑林。怀仁从王羲之书迹中集字，组成太宗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、李治《述圣记》及相关佛教文字。碑首七尊佛像，使它又名《七佛头圣教序》。三十行密排的长篇刻石，集中保存了大量原来散见于尺牍的王书字形。21

太宗序开篇说“二仪有像，显覆载以含生；四时无形，潜寒暑以化物”，以天地有形、时令无形起兴，再论佛教与玄奘译经。文成于唐代，用的是东晋王羲之的字形，怀仁负责选取、重排，刻工将新行列刻成碑面。一通碑将新文与旧字结合，名家的笔法因而能用于新的文章。22

集字先须有足够的范本。一篇碑文用同一字时，旧帖可能留下端正、简省、长笔外伸等几种写法，大小也不同。选用哪一个，须同新句子的邻字配合：繁字占地多，旁边简字留出余地，长撇、连笔又要避开邻行。搜集字形以后，还要重新安排它们的关系。

不同信札的字径、倾斜程度各异，集字时经摹取、缩放，排入新字位。碑上端整字形与简省草写交替，单字大小、斜正有别，又能接成连续行列。原先随一封信写出的字，在重新排列中取得了新的邻接关系。

题名“弘福寺沙门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”交代了集字人和字形来处。正文“二儀”一简一繁，儀的人旁收窄，右部短画密；后接“有像”，像又伸出长笔。几个字底边参差，字位各随构造伸缩，小字周围的余地也容纳了邻字的展开。

原碑可反复传拓，散见尺牍的许多字集中在一通碑上，学习者较易取得成套范本。既可照长篇连续临写，也可找同偏旁、同结构的字比较。《圣教序》长期被用来学行书，与这种数量充足、排列连贯的可用性有关。

神龙本与定武本

《兰亭序》的定武刻本又形成一套传承。北宋定州发现刻石，以当地定武军之名命名，旧说上溯欧阳询临本。原石传拓、后续翻刻产生不同本子，字形、损伤和题跋随传承改变。同属定武系统，所据石面、拓制时间和后配题记也各有经历。

台北故宫藏《定武兰亭真本》曾归柯九思。拓本以黑底白字传出刻面的轮廓，神龙本保存纸上墨线和细微浓淡；同文的大小、斜正与行距可以逐处比较。定武本有刻出的界栏，字列依自身的排布延伸，拓制又给线条边缘留下新的痕迹。

两本开头“永和九年”的笔段方向、外缘和字距各有差别。神龙本的细线接入宽笔，定武本经刻、拓转换，浅细处显为白线与刻面间隙。四字下接“岁在癸丑”，连续的字形在两本中有不同的列宽与上下位置，细笔、长画所占空间也随之改变。

定武本的“五字损”，指湍、流、带、右、天五字的损伤状态。字上缺口可以随着石面破损出现，再随传拓进入纸本，收藏者据其位置、形态讨论拓制先后。文字仍可读，局部缺笔又记录着所据刻面曾经发生的变化。23

文宗天历二年，即1329年，柯九思将家藏定武本进呈，文宗钤“天历之宝”后发还，虞集奉命在卷后记下此事。私藏获得御览、钤印，收藏者随后又任奎章阁鉴书博士。书卷的递传同宫廷品鉴、鉴藏者任用相接，卷上印记与记文保存了这一次具体经过。24

赵孟頫在北行舟中反复展读定武《兰亭》，留下十三跋。他论“书法以用笔为上，而结字亦须用工”，也谈同石所拓会因纸的厚薄、干湿及墨的浓淡、轻重而不同。他能分辨拓本因材料产生的差别，也从中讨论可取的笔法，临学意见同版本经验紧密相连。清刻《三希堂法帖》第十九册又将这些跋语一同保存。^〔书论〕

“永和九年”可将这两种经验联系起来。临写“永”，须以提按衔接粗细，转笔后又向外送出；四字接写，还须给“九”的伸展留出字距。墨本、拓本所保存的轮廓不同，字形内部与邻字之间的关系，仍是临写时需要重建的内容。

宋明丛帖与书斋范本

淳化三年，即992年，宋太宗命王著编次内府所藏历代字迹，摹刻成《淳化阁帖》十卷。王羲之占第六至八卷，王献之占第九、十卷，二王恰为全帖之半。作品随整部丛帖赐给大臣，又经民间翻刻扩大传播，宫藏的选择由此成为更广泛的学习次序。25

每件前面常刻小字作者名、题名，用来标出所收作品。前帖尾部可以同后帖开头落在一页，作者也可能中途转换；一件作品的边界由题名、文辞辨认，册页边界则由装裱形成。编成丛帖以后，独立字纸成为连续排布的书页。

各地依拓本再翻刻，刻工将纸上白字轮廓转到石、木。细线可在这一步变粗、变细，原来断开的部件也可能接起；旧石缺处又可照刻或补齐。每次转刻都有选择，字形差异随着后续传拓继续留下，同名作品遂形成不同版本。

明代《停云馆帖》《戏鸿堂法书》《郁冈斋墨妙帖》等，又汇集私家所见书迹和旧拓。《郁冈斋墨妙帖》开篇收钟繇传帖，接王书小楷，范本同旧题、跋语编在一册。旧作的取舍由私家收藏、鉴赏眼光参与决定，所能见到的善本也影响后人的取法。

一册拓本能置于案头，反复展读、临写，借看稀有墨迹的机会则有限。旧藏题记、批点、翻阅磨损和后来重装，又记录范本如何进入书斋。名迹经刻拓增加数量，学习机会随之扩大，私人收藏也为古帖增加了新的使用经历。

丛帖选录也有侧重。小楷集中，便于学细密点画和部件安排；草书尺牍多，常用草形、问候套语就更丰富。每部目录选进哪些作品，既保存书家的不同面貌，也限定了学书者主要接触哪一部分。

刘墉临《虞安吉帖》

刘墉临《虞安吉帖》，沿用“昔与共事，常念之”的荐人文字，以自己的手势重新运笔。草形相承，字距、线条粗细和收笔各有变化。钩摹力求保住轮廓，临写则将学来的字法换成当前的一次书写，旧帖由此有了新的纸本。

这件临本线条圆厚，较重笔段旁有细线穿接，密集草形内部也留空。与拓本清瘦的白线相比，字内空白所占比例改变，墨色的润涩又参与形成全幅的分量。刘墉的草法与用墨，连在这张纸的疏密安排之中。

线条加厚，字内小空白容易缩小，临写者须调整笔画之间的距离，才容得下原有转折。刘墉以重笔、细线相间，让密处与开处交替。取用同一种草法而改变分量，既延续字形联系，也需要重新组织字距和疏密。

刘墉在草书后另用楷书写：“十七帖非一时书，而唐摹乃如一帖”，又说“吾意只作唐人草书观耳”，认为其中有“斧藻润色”。在他看来，不同时候的信经整理而显得统一，自己学到的范本也带着唐代加工的面貌。后跋将临写与辨本联系起来，记录了清代书家怎样理解眼前的王书。26

作品名称与实物记录

馆藏作品名中的“晋王羲之”，常保留字迹的传统归属，实物还可注唐摹、宋拓或某人临。《远宦帖》的文字、字形经古摹保存，《集王圣教序》则由怀仁集字，672年立碑。传统书家姓名同现存实物的制作者、制作年代，各自记录传承中的一层。

题名还须同尺寸、行数和纸幅边界相配。《远宦帖》六列成一纸，册中《省别帖》保留六列，分在两开；神龙本二十八行，定武本同文传拓又有刻面痕迹。形制、字序与行款相合，才能将旧目录所记同眼前字纸接起来。

褚遂良《右军书目》记“不审尊体比复如何”五行、“快雪时晴”六行，行数与今日通行墨本不同。分帖观念也会影响所计范围：吴诵芬结合押署、刻帖与旧目录，提出《奉橘帖》原与《何如帖》相连，三行加二行，正与五行相合。旧目录一条著录的范围，可能涵盖今天分题的两段文字。27

王书的流传始终伴有重新安排。虞龢按品第装卷，改变旧纸的相邻次序；《十七帖》将多次通信编在一起，其中一札又分贴两开。摹本、刻本、临本各保留一部分旧面貌，也使作品适应新的保存和学习方式。旧札因反复复制而延续，复制带来的变化，又成为后世认识王书的一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