楚王派人来请庄子，庄子正在濮水边钓鱼。来的两位大夫把话说得很郑重，要把国事托付给他。他却没有忙着起身，仍拿着钓竿，说起一只龟。
那龟已经死了很久，骨头被珍藏在庙堂上。庄子问，它是愿意死后受到尊崇，还是愿意活着，在泥里拖着尾巴走？两位大夫说，自然是活着好。
庄子于是请他们回去。他愿意留在泥里。
这个故事好在有一点滑稽。来人说的是国家大事，庄子说的是龟的尾巴。两边使用的轻重尺子不同，谈不拢，倒也用不着争吵。把它放在荷马的王宫和军营旁边，会觉得风从另一个方向吹来了。
王位上的人
荷马笔下许多重要人物都有显赫的家世。阿伽门农率领联军，奥德修斯是伊萨卡的王，阿喀琉斯有自己的部众。他们的名字常常连着父亲的名字，手里的权杖、分到的礼物、宴席上的座次，都有分量。
阿伽门农与阿喀琉斯争执，便争在这些分量上。一个要人承认自己是统帅，一个要人承认真正出力的人不该受辱。两个人都不肯退，结果让许多人承受后果。王位没有保证一个人比旁人更明理，反而使他的脾气能够伤及更多人。
荷马对此并不遮掩。他也写地位不高的人受辱，写俘虏被分配，写一个人在战争里忽然丧失原有的生活。若只从英雄的席位看出去，王权当然壮丽；换到被抢掠者一边，光景就不同了。
但身居高位也有背负。赫克托尔明知守城艰难，仍走回战场。他放不下特洛伊，也怕不能面对城里的人。名誉催促他，责任也催促他，两者并不是总能分清。
他与妻儿告别时，先把吓哭孩子的头盔摘下来，再抱起儿子，向神祈求孩子将来比自己更强。父亲盼孩子胜过自己，妻子盼丈夫留下来，战士却还得出门。各自盼的都很真，偏偏不能一起如愿。
谈权力时，不能只看那把椅子。还要看看坐上去的人舍弃了什么，旁边的人又替他承受了什么。
奥德修斯漂泊多年，要回到伊萨卡，确实也要恢复自己在家中的地位。求婚者侵耗家产，威胁他的儿子，逼迫他的妻子作出选择。回乡的故事里，亲情与权力纠缠在一起。
可若说他出海十年，只为了重新坐上王位，又太单薄了。他想的是故土，是妻子，是熟悉的生活。他在卡吕普索的岛上望海流泪时，荷马没有把他写成盘算如何复位的君主。
回到伊萨卡之后，最先接待他的是牧猪人欧迈俄斯。那时他穿着破衣，别人不知他的身份。一个穷人愿意分给陌生人食物，让他有地方坐，有话可说，这也是家园中值得珍惜的秩序。
奥德修斯的归来需要许多人的帮助。有神明，也有船夫、仆人和家人。若只看见一个英雄凭意志夺回一切，就会漏掉那些在他不在时守住日子的人。
泥里的那条尾巴
庄子对庙堂的答复，并不是要证明泥水比宫殿美。泥水就是泥水，并不因为被高人选择，便成了一个干净舒适的地方。可龟在其中能自己走动，腿脚和尾巴都还归自己使用。
庙堂里的龟骨则不然。被包好，被藏好，被郑重地请出来。别人如何尊奉，它已经不能提出意见。一个生命留下了体面，却不能再过自己的生活。
庄子把问题说到了身体上。不是“这个职位够不够好”，而是“接受了它，我还怎样活”。有些东西从外面看很好：地位、声望、别人替你铺好的前程。拿到手才发现，每一样都有许多附带的日子。
这也是他拒绝得如此干脆的缘故。倘若先在心里计算，去了以后怎样保住自由，退下时又怎样不损名声，钓竿恐怕已经拿不稳了。
《至乐》还写一具骷髅在梦中谈快乐，说死亡之后没有君臣，也没有四时的劳役，连南面称王也比不上。那是寓言把话推到了极远处。它对人间的役使发出疑问，并不能当作死后生活的见闻，更不能据此劝人轻看活着。
神龟的故事珍惜的是具体的生命。它活着，要吃东西，要寻地方栖身，也可能碰上危险。自由没有替它免去这些，只是让它不必以死亡换取尊贵。
仕与不仕，都有日子要过
中国古书里，庄子不是唯一给权位估价的人。孟子说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是在执政者上面又放了一把尺子。为政的价值，须看百姓过得怎样，不能只由君王的威势来证明。
许由拒受天下的传说，伯夷、叔齐的故事，也都在问：有没有什么比眼前的富贵更值得守住？他们选择的理由并不相同。若把这些人一概说成隐士，便省略了他们各自所坚持的东西。
陶渊明辞官回家，是比较容易亲近的一种选择。他有田，有家人，也有贫穷和劳作。回去以后不是从此只在东篱下喝酒，地仍然要种，饭仍然要设法吃。他放弃了一种生活，承担了另一种生活。
苏轼则常常没有自己选择去留的余地。被贬何处，并不由他决定。他能做的是在当地找房子、结交朋友、想办法把饭做好吃些，继续写字，也继续挂念政事。不能因为他写过旷达的词，便说他已经把责任都卸下了。
于是，“出仕是儒家，退隐是庄子”只能算一个读书时的方便说法。真正的人生没有这样清楚的换装。一个人在官位上也可能有不肯让步的自由，退下来以后也可能仍日日计较从前的名次。
庄子给人的未必是一条规定好的退路。他先让人看见，除了众人称羡的生活，别的生活也可以认真地过。
谁能决定自己的事
从荷马的王庭到后来的希腊城邦，自由逐渐同公民身份、参与公共事务联系起来。但古代公民的资格有严格界限，妇女、奴隶和许多外来者都被排除。读到“自由”二字，仍得问一句：说的是谁的自由？
斯多葛派把目光移向人对自身判断和欲望的照管。外部处境不能完全掌握，至少可以分辨哪些事取决于自己。它与庄子有相近处，也有不同。两者都不宜被简化成一门“忍住就好”的功课，更不能替外在的压迫开脱。
近代社会契约思想问的是权力凭什么成立，被治理的人为什么应当服从。它讨论的法律、制度和公共同意，与庄子钓鱼时的答复不在同一层面。个人的安适不能替代公共制度，制度上的权利也不会自动使一个人的心自在。
这两方面都要有。人不能仅靠想通就摆脱不公，也不能因为有了一份体面的身份，便以为自己再无束缚。读古书若能把这些差别留下，比从王权一路画到现代自由的一条直线，更有帮助。
把事情做完，然后回家
今天没有多少人真要选择王位。但一个头衔、一项事业、一份众人都说可惜的工作，也会让人迟迟作不了决定。喜欢做的事，同舍不得别人羡慕的事，有时长得很像。
留下不一定是贪恋，离开也不一定是清高。有的人还想把事情做成，有的人必须挣钱养家。庄子的故事若只剩一句“为什么不走”，就成了对别人处境的不体谅。
可以先问一些小事。每天做的工作里，哪些自己确实愿意做？哪些只是怕失去称呼？事情告一段落以后，能不能放下电话，好好吃一顿饭？不用作出惊人的决定，也可以一点点把生活认回来。
赫克托尔有要守护的人，庄子有不愿交出去的日子。这两份心意都值得放在眼前。我们未必有英雄的任务，也未必能像庄子那样潇洒。多数时候，只是把该做的事情尽力做好，到了傍晚，知道自己还可以往哪里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