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渊明

陶渊明以前：山林与出处之间

中国古代关于隐逸的思考，很早就与士人的出处选择联系在一起。一个受过教育、希望有所作为的人，怎样判断自己与现实政治的关系，何时出仕，何时退处，退处之后如何保持操守，这些问题在先秦典籍中已经不断出现。《论语》里的长沮、桀溺躬耕田间，伯夷、叔齐的故事则把退隐与政治伦理联系起来。隐者有时受到敬重，有时成为争论的对象，他们与出仕者之间的距离，也随着时代和个人处境而变化。1

进入文学，山林逐渐成为容纳这些选择的空间。《楚辞》中传统上归于淮南小山的《招隐士》，写桂树、深谷、虎豹和丛林，既有草木繁盛的吸引，也有幽深险阻带来的不安。篇中说：

王孙游兮不归，春草生兮萋萋。

结尾却转为呼唤：

王孙兮归来，山中兮不可以久留！

这篇作品中的“归”，指向离开山中、返回人世。山林与人间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牵引，隐居的生活因此带有难以安顿的意味。《招隐士》原文

到了西晋左思的《招隐诗》，山林呈现出另一种面貌。诗人拄杖寻访隐者，听到泉流和林木的声音，写道：

非必丝与竹，山水有清音。
何事待啸歌？灌木自悲吟。

篇末又说：

踌躇足力烦，聊欲投吾簪。

簪可以使人联想到仕宦衣冠。“投吾簪”写寻访者自己也产生了归隐的愿望。听见泉石之间的声响，寻访者希望长留山中。与《招隐士》对山中幽险的描写相比，左思更充分地写出了山林生活的吸引力。左思《招隐诗》原文

与此同时，隐逸的意义也在讨论中不断扩展。晋人王康琚《反招隐诗》开头说“小隐隐陵薮，大隐隐朝市”，把问题引向一个人的内在操守与现实环境之间的关系：身居山林是一种选择，身在朝市而保持自己的尺度，又是另一种可能。2

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至刘宋初年，传统上多将其生卒年定为365—427年，籍贯浔阳柴桑，大体在今天江西九江一带。他所经历的时代，既有政权更替与军事动荡，也有门阀社会中复杂的仕进关系。文学方面，五言诗已经经过汉魏以来的发展，士人的生命感受、政治抱负和哲理思考，都有了相当成熟的表达方式。东晋玄言诗重视对玄理的体会，山水书写也日渐丰富，陶渊明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自己的诗歌。

通常所说的“隐逸诗”，主要根据题材和精神取向命名；“五言古诗”则属于诗体名称。隐逸诗可以写向往山林，也可以写寻访隐者、辞官归田或退居之后的生活，与山水诗、田园诗有许多交叉。陶渊明的贡献，尤其体现在田园生活的持续展开：他把关于出处的思考，落实到一所住宅、一家人的生计，以及一个个实际度过的日子里。

出仕与归田：选择怎样形成

陶渊明曾经几度出仕，担任过州祭酒、参军和彭泽县令。《宋书》记他初任州祭酒时亲老家贫，任职不久便辞归，后来又进入镇军、建威幕府做参军。3这些经历说明，归田以前，他已经在州府、军府与县署之间寻找过生活的位置。经济需要是一个切实的原因，他也有过希望施展志向的青年时代。《杂诗》中回忆少壮，说“猛志逸四海，骞翮思远翥”，展翅远飞的想象说明，他对人生曾怀有开阔而积极的期待。

《宋书》又把他追溯到东晋大司马陶侃。到了陶渊明这一代，家贫与先人的政治声望同时存在，他接受过士人的教育，也熟悉出仕所要求的交往方式。《归园田居》用“守拙”说明自己的取舍，所要保存的性情，正是在这种生活经验中反复辨认出来的。诗里能由开荒、鸡犬、桑麻转入自问和判断，也与这个读书、任职而后亲自耕作的人有关。

到四十岁左右，彭泽县令成为他最后一任官职。关于这次辞官，后人最熟悉的是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故事，较早的记载见于《宋书》等传记材料。4陶渊明自己的《归去来兮辞》序，则交代了更为细密的生活背景：家中贫困，孩子众多，耕种所得难以维持生计，经亲友劝说而出仕；到任以后，他逐渐感到官场生活与自己的性情抵牾，原想等到一次收成，后来因妹妹去世而辞官，在职八十余日。5《宋书·隐逸传》、《归去来兮辞并序》

自序中的“饥冻虽切，违己交病”，将选择中的两种压力放在了一起。贫困会损害身体，长期违背自己的性情，同样使人痛苦。辞官以后，生计问题仍然存在，他所争取的是能够亲自承担、也愿意承担的生活。

《归去来兮辞》把这种选择写成一次充满动作的归返：

乃瞻衡宇，载欣载奔。
僮仆欢迎，稚子候门。
三径就荒，松菊犹存。
携幼入室，有酒盈樽。

先看见住宅，继而奔向家门，孩子在那里等候，旧日小径已有些荒芜，松菊仍然生长。篇中又说：

园日涉以成趣，门虽设而常关。
策扶老以流憩，时矫首而遐观。
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。

人的行走、云的出岫、鸟的归巢相互映照。云的“无心”与鸟的“知还”，都带着诗人对自身处境的体会。归田以后，他重新安排生活：哪些事值得继续，哪些关系需要保留，有限的时间应当怎样度过，都在归返之后逐渐展开。

陶渊明几度出仕，又几度归田，才决定结束仕宦生活。后来回望往事，他常用尘网、樊笼、羁鸟等形象，把归田作为重新衡量仕宦经历的立足点。

公元405年辞去彭泽令以后，陶渊明一直退居乡里，直到427年去世，前后二十余年。《宋书》记载，义熙末年朝廷曾征召他担任著作佐郎，他没有就任。6此前的出仕与归田尚有往复，此后的生活方向已经确定；随着年岁增长、家境困顿，他仍然维持了这一选择。辞官那一刻的决断，在漫长的岁月中得到持续的实践。《宋书·陶潜传》

这份持守有切实的代价。家中需要衣食，田地需要经营，年老以后还有疾病，孩子们也要承担柴水之劳。他在写给儿子的书信中，把自己的刚直性情、与世多忤和家人的饥寒放在一起说，对子女怀有歉疚。7归田所保存的自由与它带给一家人的困难，都进入了他的文字。

他退居之后，与朋友、乡邻乃至在任官员仍有交往。《宋书》记载，江州刺史王弘想结识他，不能直接把他请来，就托他的旧友庞通之带酒到途中相候。陶渊明有脚疾，由门生和儿子抬着篮舆赴约，喝得高兴时王弘才出现，他也没有拒绝同席。另一位朋友颜延之经过寻阳，接连上门共饮，离开时赠钱，他把钱交给酒家，陆续取酒。8这些往来有老朋友居间，有身体的不便，也有贫困中的接济；归田以后仍能饮酒谈心，需要这些实际的关系维持。

他所珍视的，是按自己的性情安排进退的余地：可以相见饮酒，可以接受帮助，也可以拒绝征召。《移居》写“过门更相呼”，来往从亲近者的门前开始；《饮酒》写“而无车马喧”，所疏远的又是会扰乱这种日常的交驰。两处的区别落在交往如何发生、由谁作主。田园里的安静，包含着重新安排人与人关系的努力。

在这二十余年里，劳动、读书、家庭与交游逐渐形成了足以安顿身心的生活。离开官场以后，他仍有自己愿意做的事、愿意亲近的人，也有关于善恶、生命与社会的判断。

书画对读 ／ 元 · 大德元年（1297）· 纸本行书

展开手卷展开后可左右滑动 · 从右向左读

田园成为可以居住的世界

《归园田居》第一首，把归田的理由、住处的景象与归返后的心情连成一篇：

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
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。
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
开荒南野际，守拙归园田。
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。
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。
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
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。
户庭无尘杂，虚室有余闲。
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

“一去三十年”，另有版本作“一去十三年”。《归园田居》原文

传统诗学说的“比”，常通过另一种事物说明所咏对象，“羁鸟”“池鱼”所处的拘束与诗人的仕宦感受相通。写到住宅、树木、远村，诗转向铺陈居处，接近“赋”的直叙方法。比喻先写出归田的迫切，实景随后展开归来以后住在何处、听到什么。两种写法在一篇中接续，田园的安稳有了此前羁束的衬托。至于“兴”，通常涉及由他物发端、引出所咏内容；这首诗中的鸟、鱼承接“尘网”，用作诗人的自况。

写到“方宅十余亩”，诗的语气逐渐舒展。亩数和间数都是朴素的计量，先交代住宅的大小，再写屋后的榆柳、堂前的桃李。一个“荫”字写出树木对屋檐的遮蔽，一个“罗”字写出花木在眼前的分布。读者所看到的景物，始终围绕居住者的位置展开。

视线再从庭院推向远村，村庄轮廓模糊，炊烟缓缓升起。接下来的狗吠和鸡鸣，让听觉补充视觉。深巷中的狗未必看得见，树上的鸡也只在声音中显出位置，村落的空间因此向视野之外延伸。

鸡鸣狗吠从远近传来，让那些屋舍显出有人居住、有人劳作的气息。诗人所感到的安稳，就来自这种熟悉的日常。“无尘杂”“有余闲”承接前面的景物，写出居住其中的感受；末句“复得返自然”，则把住宅、村落与自己的性情重新联结起来。“自然”在这里兼有自然而然、本真性情的意味，也与眼前的草木田园相互照应。

这些景物经由相近的句式被安排在一起。“榆柳／荫／后檐，桃李／罗／堂前”，树木名称、动作与处所逐项对应，屋后的遮蔽与堂前的铺陈也随之相映。“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”同样把发声者与声音所在的位置成对写出，深巷与树颠又形成远近、高低的变化。句法提供稳定的秩序，动词与处所的差别使景象不断展开。

“暧暧”“依依”接连放在两句之首，同字复叠，声音轻缓回环。两句都可以顺着“暧暧／远人村，依依／墟里烟”的节拍读出，先落下模糊、轻缓的感觉，再点出村庄与炊烟。它们前后是树木的位置和鸡犬的声响，中间这两句转向远处，村烟的轮廓随距离而模糊。

篇章的收放同样有次序。开头八句写性情、仕宦与归田，中间八句集中铺陈住宅和村落，最后四句收回居住者的感受。开篇的“尘网”在结尾变为“樊笼”，“性本爱丘山”与“返自然”前后相应，中间那些可以居住的景物，为这一归返提供了实际内容。全诗的思想由开头提出，经过景物的展开，在结尾获得更充分的依据。

后来田园诗反复使用柴门、墟烟、桑麻、鸡犬等事物，陶渊明的这些作品为它们建立了深厚的生活联系。

书画对读 ／ 14—15世纪 · 纸本水墨、设色及金彩 · 手卷局部

点击画面放大欣赏

劳动、贫困与邻里的来往

归田需要耕作，《归园田居》第三首写一个劳动的日子：

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
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
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。
衣沾不足惜，但使愿无违。

开头便交代收成可能不佳：杂草茂盛，豆苗稀疏。诗人的生活选择与耕作成效之间保留着距离，归田需要付出体力，也需要面对土地的实际情况。“晨兴”与“带月”接起一天的两端，中间的劳动过程被压缩在“理荒秽”三个字里；篇幅虽短，时间却很长。

归途又占去两句。小路狭窄，草木长得高，夜露打湿衣服，身体与周围环境发生了直接接触。诗中的自然由视觉进入触觉，月亮、草木和露水都参与这个归家的过程。“衣沾不足惜”接着湿衣而来，末句再落到自己的愿望上，回应开篇除草、种豆的辛劳。

这首诗每句五字，共八句，属于五言古诗。偶数句以“稀、归、衣、违”押韵，一韵贯穿全篇。“韵脚”指的正是这些位于句末、参与押韵的字；奇数句的“下、秽、长、惜”仍是句尾，却没有加入这一组韵声。五古可以像这样隔句押韵、通篇不换，也可以采用别的用韵安排。八句的长度和偶句押韵，后来都见于五律，五律还要求平仄的相对与相粘、中间两联的对仗；陶渊明写诗时，这套近体格律尚未定型。

“晨兴／理荒秽，带月／荷锄归”读来同是二三节奏，后三字的语法却有差别：“理”带出要清除的荒秽，“荷锄”写归来时的姿态，“归”落在句末，同时完成动作与押韵。“草盛／豆苗稀”则在一句中并置两种长势，前两字已有一层完整意思。诵读可以在第二字后略作分节，再顺着语法读完后三字。四个韵脚依次落在豆苗、归返、衣服与心愿上，使劳动的一天获得声音上的贯串。

“夕露沾我衣”之后紧接“衣沾不足惜”，衣与沾两个字被重新组合：上一句写露水对身体的作用，下一句以衣服沾湿这件事作为判断的起点。“但使”再引出自己更看重的愿望。叙事转入议论时仍承接“衣沾”，从身体的不适说到自己愿意守住的志趣。

劳动在陶诗中有明确的生存意义。《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》开头说“人生归有道，衣食固其端”，随后写春耕、收获、霜露与身体疲惫。他关心庄稼能否成熟，担忧霜雪使一年的劳作落空，也知道自己的选择会影响家人的生活。辞官以后，一家人的衣食仍要靠耕作维持。9

这种生活仍有丰富的人际往来。《移居》第二首写道：

春秋多佳日，登高赋新诗。
过门更相呼，有酒斟酌之。
农务各自归，闲暇辄相思。
相思则披衣，言笑无厌时。
此理将不胜，无为忽去兹。
衣食当须纪，力耕不吾欺。
——《移居》原文

诗中人的相处相当自然。经过朋友门前可以相呼，有酒便坐下来喝；农事需要料理，各人就回去劳动，空闲时又想念对方，披上衣服便出门相访。来往的节奏取决于季节、农务和彼此的兴致，礼仪负担很轻，亲近感由一次次相见积累而成。

诗句的衔接也模仿着这种来往。“农务各自归，闲暇辄相思”，先写各归其家，再写别后的惦念；下一句重复“相思”，接上“则披衣”，念头随即变成出门的动作。“更相”写相互招呼，“辄”说明一有闲暇就会想念对方，一次相见由此延展为经常如此的生活。全诗借这些很轻的连接词，交代相聚、离开和再次相聚，亲密关系在反复往返中形成。

末尾提到衣食与力耕，补写佳日饮酒、赋诗之外仍须承担的劳作。陶渊明知道闲暇从何而来，读书人的交游与田间劳动在这里彼此相接。与他来往的人既可以谈桑麻，也可以谈文章，《移居》第一首的“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”，便写出共同阅读所带来的快乐。

“隐逸”在这样的作品中呈现为一种有选择的社会生活。诗人远离某些仕宦关系，同时保存家人、邻里和朋友之间的联系。他的田园里有可以相呼、相思和交谈的人，退居的自由与这些亲近的关系相伴而生。

日暮、归鸟与读书的屋舍

陶诗中反复出现鸟，往往与栖息和归返有关。《归园田居》中的“羁鸟恋旧林”，写受拘束后的怀归；《归去来兮辞》中的“鸟倦飞而知还”，使疲倦与归返相连；到了《饮酒》第五首，鸟出现在日暮的山气之中：

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
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
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
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
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
——《饮酒二十首》原文

诗先交代居住环境，再通过自问自答写出心境。“人境”意味着住宅仍处于人群生活之中，“心远”则说明诗人与某些世俗追逐之间已有距离。这一心理上的变化，使身边环境显得清静，随后采菊、见山的经验才得以展开。

“采菊”是近处的动作，“见南山”使视野忽然舒展。诗句把这两个动作接在一起，读者仿佛随着采摘时的抬头，看见一直存在于远处的山。接下来的山气和归鸟又把时间带入画面：日色渐晚，鸟相伴而归，天地间的活动各有归宿。

“悠然”既写人的神态，也影响整段景物的气息。诗人能够从容注意远山、暮气和鸟群，正与前面的“心远”相呼应。末尾的“真意”由这次完整的经验引出，其中有对归返、安顿和生命秩序的体会。“忘言”使诗停留在采菊、见山与日暮鸟还所带来的满足之中。

这十句诗有三次语气的变化。开头四句交代处境，以“问君何能尔”引出问答，“心远地自偏”给出明确的解释；中间四句转入采菊、见山与鸟还，议论暂时停下，动作和景象接续展开；最后两句由“此中”回指眼前经验，又停在“欲辨已忘言”的欲说而止。“此中”所承接的内容，因为中间四句的展开而变得丰厚。先问答，继而观看，最后收住言说，全诗的思考随着叙述方式一起变化。

“而”“自”“已”几个常用字，也各自控制着句子的关系。“而无车马喧”在“人境”之后形成转折，“地自偏”的“自”写出心远以后环境随之改变的感受，“欲辨已忘言”则把想要说明与已经忘言压在同一句中。陶诗接近日常说话的语气，与这些虚词的运用有关；看似平常的句子，内部仍有转折、承接和时间上的错落。

同一组诗第四首中的鸟，却有更曲折的经历：

栖栖失群鸟，日暮犹独飞。
徘徊无定止，夜夜声转悲。
厉响思清远，去来何依依。
因值孤生松，敛翮遥来归。
劲风无荣木，此荫独不衰。
托身已得所，千载不相违。10

这里先写失群、独飞、徘徊和悲鸣，直到遇见孤松，鸟才收拢翅膀，获得栖息之处。与第五首结伴归还的鸟相比，这只失群鸟的栖托来得更为艰难。“托身已得所”与陶渊明反复书写的归田经验相通，孤松又以风中不衰的姿态，使安顿与持守联系起来。

陶诗中的鸟，从失群独飞到结伴归还，经历了寻找栖所与获得安顿的不同处境。鸟与旧林相连，与孤松相连，与日暮山气相连，每一种组合都承载着不同的情境。菊花、酒、松树也是如此，它们在反复出现中积累意义，具体诗篇又不断改变这些意义的侧重。

这种彼此照应的关系，在《读〈山海经〉》第一首里继续展开：

孟夏草木长，绕屋树扶疏。
众鸟欣有托，吾亦爱吾庐。
既耕亦已种，时还读我书。
穷巷隔深辙，颇回故人车。
欢言酌春酒，摘我园中蔬。
微雨从东来，好风与之俱。
泛览《周王传》，流观《山海》图。
俯仰终宇宙，不乐复何如？
——《读〈山海经〉》原文

开头草木生长，树枝覆盖屋舍，众鸟有了栖托，人也喜爱自己的住宅。耕种之后读书，饮酒时摘取园蔬，微雨与好风随后到来，身体所处的环境与心情相互配合。

最后四句使这所屋舍通向更辽阔的世界。《周王传》所指的穆天子故事与《山海经》的图文，把阅读者带往远方和古代。前面刚写小巷阻隔车马，结尾却写“俯仰终宇宙”，空间由此发生了很大的伸展。读书时仍有园蔬可摘、好风入户，想象却已随着书中的人物与山川远行。

田园中的时间：生长、荒废与衰老

田园生活依循四时，也使人更直接地感受时间。春天播种，秋天收获，霜雪到来时担忧庄稼，草木的荣枯不断提示季节变化。陶渊明写这些变化，常常进一步想到人的衰老与生命的有限。

《归园田居》第四首写他带着子侄经过一处荒村，所见已经与日常村居大不相同：

徘徊丘垄间，依依昔人居。
井灶有遗处，桑竹残朽株。
借问采薪者，此人皆焉如？
薪者向我言，死没无复余。

井和灶说明这里曾有人取水、做饭，残存的桑竹也保留着旧日经营的痕迹。生活的器物还在，使用它们的人已经消失，诗人的追问使这种缺席变得具体。此前诗中那些炊烟、鸡犬和桑麻，也因此获得了另一层意味：村落的繁盛需要一代代人的活动维持，时间同样可以使它荒废。

《杂诗》第二首则把岁月的变化写进一个难眠之夜：

白日沦西阿，素月出东岭。
遥遥万里辉，荡荡空中景。
风来入房户，夜中枕席冷。
气变悟时易，不眠知夕永。
欲言无予和，挥杯劝孤影。
日月掷人去，有志不获骋。
念此怀悲凄，终晓不能静。
——《杂诗》原文

日落月出，先写天地间的常态变化；风进入房间，枕席变冷，季节才通过身体被察觉。“悟”承接气候的变化，“知”承接失眠的经验，时间由外在景象进入人的感受。

“白日沦西阿，素月出东岭”以白日与素月、下沉与升起、西与东形成整齐的对应，先展开一个较大的天地空间。写到“房户”“枕席”，空间逐步缩小，感觉也从远望进入身体。最后一句“终晓不能静”将这个夜晚延续到天明，与开头的日落相接。诗在一夜之内完成了起止，心绪却迟迟无法收束，时间结构由此加深了不眠的感受。

“日月掷人去”把岁月的流逝写成向外抛掷的动作。“掷”使岁月显得迅疾而无情，人被推向衰老，尚未实现的志向则留在心中。诗人已经选择田园生活，仍会为“有志不获骋”而彻夜难安。归田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安排，青年时代留下的愿望，以及对自身生命的期待，仍然会在某些时刻重新显现。

《杂诗》第一首的“盛年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晨”，承接前面的“落地为兄弟”“斗酒聚比邻”，使“及时当勉励”包含珍惜眼前生命、友谊与欢聚的意味。诗人看见人生容易飘散，便更愿意把能够相见的人召集起来，共饮一杯酒。

陶诗中的日暮，有时伴着飞鸟归还，有时只有孤影，也有与朋友相聚的欢喜。同一个时刻，因人的处境而生出安定、孤独或衰老之忧。

面对死亡：从形影的争论到自己的挽歌

时间的思考最终通向死亡。陶渊明写《形影神》，让形体、影子和精神分别发言，讨论怎样面对生命的消逝。这种安排很适合表现内心的不同声音：形体留恋在世的经验，影子希望善行能够留下影响，精神则试图为两者寻找安顿的方法。11

《形赠影》从天地山川与人的寿命相比较，想到人死之后，平生之物仍在，亲友的记忆却会渐渐淡去，最后劝影子有酒便饮。《影答形》重视“立善有遗爱”，希望通过有所作为，使生命在他人那里保留意义。《神释》随后承认行善值得欣悦，又追问人是否应当不断牵挂身后的赞誉，篇末说：

立善常所欣，谁当为汝誉。
甚念伤吾生，正宜委运去。
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。
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。
——《神释》原文

“大化”指向天地万物不断变化的过程。人的生命参与其中，有自己的开始，也有自己的终点。诗人试图减少的是围绕死亡反复生出的忧惧，以及对身后名声的过度牵挂；在有限的生命中行善、生活，仍有它们当下的价值。

三首诗先写死亡的恐惧，再写留下善名的愿望，最后提出顺应变化的看法。那些近于旷达的句子，经过了对痛苦与依恋的考虑，因而带有思索之后的宽缓。

《拟挽歌辞》又换了一种写法。诗人预先站到自己死后，想象亲友哀哭、送葬，以及葬礼结束后的情景。第三首写道：

荒草何茫茫，白杨亦萧萧。
严霜九月中，送我出远郊。
四面无人居，高坟正嶕峣。
马为仰天鸣，风为自萧条。
幽室一已闭，千年不复朝。
千年不复朝，贤达无奈何。
向来相送人，各自还其家。
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。
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。
——《拟挽歌辞》原文

前半篇有荒草、白杨、严霜、鸣马和风声，葬礼的凄凉被充分写出。“千年不复朝”先处在一联的末尾，紧接着又成为下一联的起句。同一句重说一次，延缓了墓门闭合以后的叙述，随后“贤达无奈何”才将这一遭遇推向所有人。重句形成的停顿，使死亡的不可更改更难从眼前略过。

到“向来相送人”，诗的目光从墓中转回送葬者。“各自”将聚在一起的人分开，“还其家”恢复了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向；“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”又把两种关系、两种心情并列起来。“或”保留悲伤持续程度的差别，“已”点出生活恢复之快。诗人的清醒与宽容，通过这些时间词和对举的句子逐渐显现。

“他人亦已歌”常使读者感到突然，因为它把死者看得极重的事，放回了众人继续生活的过程之中。这里有对人情的清醒理解，也有对他人生活的容纳。死者的身体归入山丘，生者回到各自的家，世界仍然继续。

陶渊明习惯写归返，在这首诗里，“归”有了最后的展开。人活着时从田间返回屋舍，朋友聚会之后各自归家，生命结束时身体归于山阿。几个层次之间存在着深长的呼应，使死亡进入了他一贯书写的生活秩序。

桃花源与猛志：退居之后的社会想象

陶渊明对现实的思考，也进入了他所描写的理想社会。《桃花源记》中，渔人沿着溪流进入一个陌生村落，那里有土地、屋舍、桑竹和鸡犬，居民设酒杀鸡，以食物招待来客。这些细节与田园诗中的生活相通，日常经验成为想象另一种社会关系的材料。

与《桃花源记》相配的诗，对这个世界作了进一步说明，其中一段写道：

相命肆农耕，日入从所憩。
桑竹垂余荫，菽稷随时艺。
春蚕收长丝，秋熟靡王税。
荒路暧交通，鸡犬互鸣吠。
俎豆犹古法，衣裳无新制。
童孺纵行歌，斑白欢游诣。
草荣识节和，木衰知风厉。
虽无纪历志，四时自成岁。
——《桃花源记并诗》原文

桃花源仍然需要劳动。人们相互招呼着耕作，随着季节种植庄稼、养蚕收丝，日落以后休息。它与外部世界的区别，体现在劳动成果的归属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以及生活受到何种力量支配。“秋熟靡王税”明确触及赋税，“童孺纵行歌，斑白欢游诣”则通过老人和孩子的活动，写出共同生活中的安稳。

草木的荣衰足以帮助居民辨认季节，时间由农事和自然变化来组织。陶渊明由自己的归田生活，设想了一个人人耕作、安居的村落。这个村落寄托着他对安定、劳作、公平和人情的期待。

《桃花源记》结尾写归路难寻，理想世界重新隐入不可到达的地方。它与现实之间始终保留距离，这种距离又使读者能够回头审视现实：外面的生活为何充满惊扰，劳动为何难以使人安稳，普通人希望保存的东西究竟有哪些。

陶渊明对持守的理解，在《读〈山海经〉》第十首中还有更激烈的表达：

精卫衔微木，将以填沧海。
刑天舞干戚，猛志故常在。
同物既无虑，化去不复悔。
徒设在昔心，良晨讵可待？

“微木”与“沧海”的大小相差悬殊，精卫所做的事情仿佛永远难以完成；刑天已经遭受毁灭性的伤害，仍挥舞盾斧。诗人特别注意这些生命在变化与挫败之后保留的意志，“猛志故常在”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情。

全诗结尾又想到愿望实现的艰难。末两句在赞叹之中添入悲慨：意志可以长存，合适的时机却未必到来。诗人对神话形象的亲近，与他自己的“有志不获骋”遥相呼应。

陶渊明退居以后，仍然珍视某些必须坚持的价值，也仍然能够想象较为公正、安稳的共同生活。后来不同处境中的读者，可以从他的闲适中获得慰藉，也可以从他的持志与悲慨中找到回应。

书画对读 ／ 明 · 15世纪中期 · 绢本淡设色 · 册页

点击画面放大欣赏

从陶渊明到唐人：田园与隐逸的不同展开

陶渊明的文学地位，在后世阅读中逐渐形成。南朝钟嵘把他列入《诗品》中品，同时称他为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，又说其诗“文体省净，殆无长语”。这种评价既确认了他在隐逸传统中的地位，也注意到他的语言简省而有意味。12萧统则搜集编录陶集，为之作序、立传，直言自己“爱嗜其文，不能释手，尚想其德，恨不同时”。从较早的接受过程开始，陶渊明的诗与他所呈现的人格便紧密相连。13钟嵘《诗品》卷中、萧统《陶渊明集序》

进入唐代，田园、山水和隐逸书写继续发展，诗人的生活处境与表达方式也更加多样。陶诗中的农事、饮酒和归返，进入了不同诗人的生活，也随之产生新的意味。

孟浩然《过故人庄》写一次田家宴饮：

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
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
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
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
——《过故人庄》原文

鸡黍、田家、桑麻与菊花，都是可以和陶诗对读的内容。陶渊明写“漉我新熟酒，只鸡招近局”，写“相见无杂言，但道桑麻长”，朋友的来往围绕着农事与饮食展开。孟浩然的诗同样把这些事情写得亲切，宾主之间的相知，通过一顿饭、一次交谈和下一次约定显现出来。

两人的诗也有明显差别。《过故人庄》是一首五言律诗，中间两联组织整齐，村边绿树与郭外青山，眼前场圃与席间桑麻，在对应中展开。全诗围绕一次赴约安排：受邀、到达、饮酒、约定再来，结构收束得很紧。陶渊明《移居》所写的，则是长时间居住之后形成的来往习惯；朋友有时相呼，有时相思，农务与闲暇交替，篇章也随生活节奏舒展。

王维《渭川田家》把注意力放在傍晚的村落：

斜阳照墟落，穷巷牛羊归。
野老念牧童，倚杖候荆扉。
雉雊麦苗秀，蚕眠桑叶稀。
田夫荷锄至，相见语依依。
即此羡闲逸，怅然吟式微。
——《渭川田家》原文

牛羊归来，老人等候牧童，田夫荷锄相遇，这些活动共同构成日暮的生活秩序。它们与陶诗中的归鸟、荷锄、荆扉和邻里交谈相互映照。王维的描写尤其善于安排同时发生的场景，读者的视线在牛羊、老人、麦田和归农之间移动，整个村落仿佛在斜阳中慢慢收拢。

末尾“羡闲逸”却使诗人与眼前景象拉开了一点距离。村人正在过自己的生活，观看者从中生出归隐的愿望。“怅然吟式微”借《诗经》中“胡不归”的意思，进一步写出这种愿望所伴随的惆怅。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第三首中的“我”亲自荷锄归来，王维此诗中的“我”观看田夫归来，主体位置的差异，使两首诗的情感落点有所不同。

柳宗元《溪居》又把隐逸的语言放入贬谪生活：

久为簪组累，幸此南夷谪。
闲依农圃邻，偶似山林客。
晓耕翻露草，夜榜响溪石。
来往不逢人，长歌楚天碧。
——《溪居》原文

“簪组”指向仕宦，“谪”交代来到此地的原因。“幸”把遭遇中的痛苦转向对当前生活的体会，紧接着的“偶似”又保留了一份分寸：诗人此时的生活近于山林隐者，形成这种生活的经历却带着被迫远离的意味。

晨起耕作、夜间行舟，与陶诗的劳动和归返构成可以比较的情境。“夜榜”的“榜”指划船，船桨与溪石之间的声响，使夜色获得了清晰的听觉层次。末尾独自来往、对着楚天长歌，既有开阔，也有孤独。诗人借山林生活调整自己与现实的关系，迁谪留下的感受仍然存在于字句之间。

孟浩然写赴友人之约，王维在远望中生出归隐的向往，柳宗元借山林生活排遣迁谪之感。相近的农事、村景与归返题材，在几人的诗中各自展开。

白居易对陶渊明的追慕尤其明确。他在《访陶公旧宅》序中说，自己早年已经作过十六首效陶体诗，后来经过柴桑、栗里，便前往寻访故宅。14诗中想到陶渊明家人的生活：

先生有五男，与之同饥寒。
肠中食不充，身上衣不完。

随后又说：

不慕樽有酒，不慕琴无弦。
慕君遗荣利，老死此丘园。
——《访陶公旧宅》原文

白居易把注意力落在选择的代价上。归隐带来的饥寒需要一家人共同承受，家人的处境也应纳入对这一选择的评价。他的阅读说明，陶渊明留给后人的还有一个伦理问题：一个人怎样在生计、家庭责任与自我持守之间作出选择，并承担随之而来的后果。

苏轼以后的陶渊明：一种可以重新实践的诗意

到宋代，苏轼通过大量和陶诗，使自己与陶渊明建立了持续的关系。“和陶”在他的实践中，常表现为依照陶诗原来的韵脚及次序，写自己的生活。旧诗提供声音与篇章上的约束，新诗则把新的地点、人物和遭遇带入其中。

苏轼《和陶归园田居》组诗前的小序，记了一次出游：他游白水山，沐浴温泉，在瀑布下晞发，归途中遇到一位老人，相约荔枝成熟时再来饮酒。回家休息以后，听见儿子苏过诵读陶诗，便依韵写作。其中第三首是：

新浴觉身轻，新沐感发稀。
风乎悬瀑下，却行咏而归。
仰观江摇山，俯见月在衣。
步从父老语，有约吾敢违。15
——苏轼《和归园田居六首》原文

这首诗沿用了“种豆南山下”一首的韵脚。陶诗押“稀、归、衣、违”，苏诗也依次使用这四个字；陶渊明写豆苗稀，苏轼写头发稀；陶渊明带月荷锄归，苏轼沐浴游赏后吟咏而归；陶诗中露水沾衣，苏诗中月光落衣；陶诗末尾是愿望不可违，苏诗末尾则是与老人相约不可违。

这种依次使用原作韵字的写法称为次韵。同一个“衣”字，在陶诗中承接露水，在苏诗中承接月光，与它相接的动词不同：“沾”写身体受到的接触，“见”写眼睛注意到的光色。苏诗再用“仰观”与“俯见”构成方向上的对应，广远的江山与近身的月光随着抬头、低头先后出现。韵字提供了相同的落点，动词、句法和上下文把诗带往各自的经验。

相同的韵字，组织起两个不同的日子。苏轼没有耕陶渊明的那片豆田，却在自己的出游、衰老感受和乡人交往中，重新体会了身体与环境相适、人与人相亲的可能。“新沐感发稀”使年老进入轻快的沐浴经验，“有约吾敢违”又把亲切的人情放在结尾，平常事物之间形成了细密的联系。

苏轼在苏辙《追和陶渊明诗引》所录的书信中，称陶诗“质而实绮，癯而实腴”。“质”与“癯”说外表的朴素、简省，“绮”与“腴”则说其中丰富的意味。陶诗中，草屋、榆柳、炊烟和鸡犬，用词寻常，空间却有远近，感觉也有层次；“既耕亦已种，时还读我书”平平说来，劳动、闲暇和阅读之间的关系都在其中。苏辙《追和陶渊明诗引》原文

这也是陶诗较难模仿的地方。删去修饰语，只能得到语言表面的简淡；诗中丰富的意味，还取决于生活经验怎样被组织，句子之间怎样承接，一个判断如何从前面的景物和行动中形成。苏轼的和陶诗之所以值得对读，正在于他用自己的经验重新完成了这一过程。

苏轼对陶渊明的认同，也带着个人遭际的影响。他回顾半生出仕与所遭忧患，觉得陶渊明对自身性情的认识尤其可贵，希望晚年向他学习。16

到了辛弃疾，陶渊明又进入了另一种声调。《贺新郎·甚矣吾衰矣》的小序明言，要写近于陶渊明《停云》思念亲友的意思：17

甚矣吾衰矣。怅平生、交游零落，只今余几！白发空垂三千丈，一笑人间万事。问何物、能令公喜？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情与貌，略相似。

一尊搔首东窗里。想渊明、停云诗就，此时风味。江左沉酣求名者，岂识浊醪妙理。回首叫、云飞风起。不恨古人吾不见，恨古人不见吾狂耳。知我者，二三子。
——辛弃疾《贺新郎·甚矣吾衰矣》原文

这首词中的山、酒与闲居，都与陶渊明的世界相通；开篇衰老、故交零落的感慨，也可以与陶诗中的岁月意识相接。辛弃疾却使这种感情呈现出更强烈的起伏。青山被想象为能够相互欣赏的知己，饮酒思古之后忽然长啸，风云随之而起，最后以自己的“狂”向古人发出呼唤。

辛弃疾从《停云》中读出思友的寂寞，又带入自己的不平与孤高。陶诗的闲适之外，持志不改和壮志未酬的悲慨，受到这位退居词人的重视。

从左思向往山林，到陶渊明经营田园生活，再到唐人的田家、山居与谪居，以及苏轼、辛弃疾对陶诗的重新运用，隐逸书写始终随着人的处境而改变。陶渊明所提供的生活细节尤其经得起这种变化，因为其中既有饮酒读书的快乐，也有劳作、贫困、衰老和失去；后人可以从不同地方进入，又在相邻的作品中遇见更复杂的经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