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天祥

从读书人到兵间行者

文天祥生于1236年，家乡在吉州庐陵一带，即今天江西吉安地区。他字履善，又字宋瑞，号文山。1256年，他在殿试中名列第一，随后进入仕途，做过中央和地方官。《宋史》记他少年在学宫看到欧阳修、杨邦乂、胡铨等乡贤的塑像，向往自己身后也列身其间。忠义最初通过乡里可以看见、可以祭祀的人物进入他的生活；后来《正气歌》列举古人，也把这样的仰慕发展为在危难中逐一辨认的行为范本。1

南宋末年的军事局势逐渐恶化，文天祥的生活随之改变。1275年，他在赣州组织勤王军；次年元军逼近临安，他奉命出使元营，被扣留后又设法脱身，辗转南归，继续在江西、福建、广东等地组织抵抗。1278年末被俘以后，他随元军水师行动，经历南宋最后阶段的覆亡，随后被押往大都。长期囚禁期间，他拒绝仕元，最终于1283年遇害。

起兵以前，他的生活颇为丰裕，身边有歌乐侍奉。勤王时，他削减自奉，把家财投入军费。朋友劝阻，认为临时聚来的万余人难敌元军；他承认这个判断，仍希望自己的行动能招来更多响应者。2倾尽家资与承认胜算不足，发生在同一个决定里。《过零丁洋》回顾“干戈寥落”时，所面对的正是已经付出而力量仍然有限的抵抗，首联的辛苦与寥落因此各有来路。

这几年经历占据了他后期诗歌的主要篇幅。诗集与序文记下地名、日期、同行者、敌我消息和逃亡经过，叙述中穿插着体力衰减、亲人离散、夜不能寐和节日独处的感受。战事怎样改变行程，又怎样打断与亲友的联系，都有具体记录。

《指南录后序》说明了他怎样保存作品：“予在患难中，间以诗记所遭，今存其本不忍废。”身陷患难时随事作诗，事后编集又不忍舍弃，这些作品记着一度可能随自己死去的经历。篇前的小序补充地点、人物和事件缘由，帮助后来读者了解诗句所指。3

文天祥熟悉前代典籍，尤其亲近杜甫。杜诗将个人遭遇与国家动荡联系起来，给他提供了持续可用的表达经验。后来狱中编成《集杜诗》，这种联系又进入更特殊的形式：他取杜甫已经写成的句子，重新组合为自己的诗。

南归的方向

1276年从元营脱身以后，文天祥的南归并不顺利。为了避开军队和险地，他需要绕路，有时在自己的阵营一边也遭到疑惧与阻拦。《扬子江》写这段行程：4

几日随风北海游，回从扬子大江头。
臣心一片磁针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。

前两句有行程中的曲折。“北海”指相关海路，诗人先绕行，再回到扬子江口附近，南归的愿望与实际航线并不完全重合。诗中写“随风”，表明舟行也要顺应风势与水路，人的行动受到外在条件限制。

后两句转到志向，却仍沿用旅行中可以理解的物象。磁针受磁力作用，有固定的指向；在航行的场景里，用它说明心志尤其贴切。诗人自称“臣”，明确了所要返回的南方与宋朝之间的关系。地理去向、政治归属和个人决心在一个比喻中联结起来。

绝句的前半叙事，后半表志，第三句以“臣心”的磁针之喻转接两者，末句接着说针的指向。“不指……不肯……”连用两个否定，把南归写成不肯更改的决定。此前的绕行与阻拦越多，这一自誓越显坚决。

“游、头、休”在韵部上相通，前面两处押韵落在移动经过的地点和动作，最后落在是否停止。《指南录》的书名与这样的“指南”意念相呼应：作品记述许多险地与歧路，同时反复确认自己要往何处去。

八句中的山河与身世

文天祥被俘以后，写下《过零丁洋》。张弘范令他写信劝降张世杰，他拒绝，受到催迫后便把这首诗交出。5七律在这里有了面向对手的用途：先陈述自己已经走过的路，末联表明此后怎样选择。全诗写道：

辛苦遭逢起一经，干戈寥落四周星。
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。
惶恐滩头说惶恐，零丁洋里叹零丁。
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。

“一经”联系读经入仕的经历，“四周星”回顾起兵以来的数年。6首联追溯读书、做官和举兵的来路，以下三联再写目前的危局以及自己的抉择。

颔联把“山河”与“身世”对举，句法相同，尺度不同。山河动荡，像风中飞絮；个人浮沉，像雨里浮萍。两种植物都受外力支配，风、雨又分别组织了不同的运动：絮在空中飘散，萍在水上起伏。对仗使两种危局并列，诗人同时看见国家的破碎与自己的无所凭依。

诵读这一联，可以在“山河破碎”和“身世浮沉”之后略作停顿，后三字接出比喻。前四字直叙遭遇，后三字分别写风中之絮、雨中之萍。两句在相同位置转入比喻，以整齐的节奏并举国家与个人的危局。

颈联进一步把大范围的感受落到亲历地点。惶恐滩在江西，联系此前军事失利后的经历；零丁洋则是被俘以后的所在。两个地名本身恰好包含可以表达感受的词，诗人先报出地名，再用同样的词写心境。7这样的重叠让地理记忆与当下感受彼此贯通，读起来也带着回旋不去的声音。

末联的设问从自身扩大到所有人的生死，下一句再回到自己愿意留下什么。前六句大多写已经发生、正在承受的事情，最后转向可以决定的态度。七律的四联因而形成逐步推进的次序：生平、危局、经历、选择。名句的明确，来自此前六句积累的处境。

经过故乡与旧都

1279年北行途中，文天祥经过南安军一带，越过连接岭南与江西的大庾岭。对一个江西人来说，北上在一段路程中意味着接近故乡；被押解的身份又使这种接近失去了通常的归家意义。《南安军》写道：8

梅花南北路，风雨湿征衣。
出岭同谁出？归乡如不归。
山河千古在，城郭一时非。
饿死真吾志，梦中行采薇。

“梅花南北路”以梅岭标出道路，关联岭上植梅的地理记忆。首联实在可感的是风雨和湿衣，身体正在经过这条路。颔联以“出”“归”两个动作相对，又在各句中重复一次：出岭却没有可以相伴的旧人，归乡却无法自由还家。“同谁”问同行者，“如不归”否定了归乡应有的感受：路已走到故乡附近，人仍不能自由还家。

“山河千古在，城郭一时非”把时间尺度拉开。自然山川的延续与政治、人事的改变并列，两个五言句各自形成完整判断。末联转入伯夷、叔齐不食周粟、采薇而食的故事，诗人以古人的选择表明当下意志。9用典在这里有清楚的处境依据：国家已经覆亡，怎样面对新的统治，成为他无法回避的问题。

继续向北，到了金陵，诗的篇幅和景物更为展开。《金陵驿》第一首写道：10

草合离宫转夕晖，孤云飘泊复何依。
山河风景元无异，城郭人民半已非。
满地芦花和我老，旧家燕子傍谁飞。
从今别却江南路，化作啼鹃带血归。

金陵本来就积累着六朝兴亡的记忆，此时又成为告别江南的驿站。颔联与《南安军》的句意相通，在七言中增加了“风景”“人民”，自然与人事的对应因此更为明白。接下来的芦花与燕子，又把历史变化带到眼前。芦花的白色与诗人早衰的感受相连，燕子则引起关于旧家归属的疑问，也使人想起刘禹锡《乌衣巷》写旧时燕子的传统。

尾联明确告别江南，身体将继续北去，诗中的魂魄却借啼鹃想象南归。前面几首所坚持的方向，在这里进入生死之后的设想。两首路上之诗相接，归乡、过城和别江南形成不同阶段，诗人对去向的理解也随着行程逐渐改变。

狱中还有漫长的日夜

到达大都以后，文天祥被长期囚禁。诗中的道路逐渐让位于土室、墙壁、灯火、雨声和节令。一生的最后几年很容易被传记压缩成“拒降”两个字，狱中诗却保存了拒绝之后仍须度过的许多日夜。

《除夜》是一首五言律诗：11

乾坤空落落，岁月去堂堂。
末路惊风雨，穷边饱雪霜。
命随年欲尽，身与世俱忘。
无复屠苏梦，挑灯夜未央。

开篇两句都在句末用了叠词。“落落”写空阔无依，“堂堂”写岁月不断向前，前面的“空”“去”分别与它们组成“空落落”“去堂堂”两个三字部分。读作“乾坤／空落落，岁月／去堂堂”，两句节奏相应，末尾的重叠音节形成回响，一个停在空阔的处境，一个指向流逝的时间。

颔联回顾所经风雨与北方霜雪，颈联将岁末与生命相接。读到“命随年欲尽”，紧接的“身与世俱忘”又使人想到与外界交往的断绝。两联同样对仗，前一联偏于所受之苦，后一联转入当下自觉，重复的形式中仍有递进。

屠苏酒属于旧日过年的习惯，末联以此承接节令。诗人连与家人饮酒迎新的梦都难再有，只能挑亮灯芯，独对长夜。“未央”意为未尽，诗在这里写的是守岁无伴、迟迟难眠。

《过零丁洋》以明确的自誓结束，《除夜》写下的却是孤独、疲惫与对家中年节的记忆。拒绝降元以后，文天祥仍须承受这种漫长的囚居生活。

亲人的离散使这种等待更难承受。江西空坑兵败时，他的妻妾子女被俘；后来军中疫病，又夺去了母亲和儿子的生命。12他自己的北行、亲人的被掳与病亡，把一个家庭分散在几条不同的道路上。《除夜》末尾从屠苏酒转到孤灯，失去的是旧日家庭节令中的相聚。诗人仍记得那种生活，也只能在狱中独自度完这一夜。

《正气歌》从什么地方开始

《正气歌》作于狱中，诗前有一段很长的序，细写居处的低湿与污秽。土室狭小，夏日雨水涌入，泥土、暑热、炊火、陈粮和囚徒挤在一起，种种气味逼人。文天祥把这些不利身体的“气”逐项列出，然后引孟子“吾善养吾浩然之气”，从处境转入自己所持的信念。13

序中那些侵害身体的污浊之气，被文天祥用来反衬修养所得的浩然之气。囚室的恶劣可以损伤身体，他希望凭道德上的自持抵御它。同一个“气”字由居处环境转入孟子的修身之说，序文也就引向了《正气歌》。14

诗的开头先展开天地，再落到人：

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。
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。
于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苍冥。
皇路当清夷，含和吐明庭。
时穷节乃见，一一垂丹青。

“下则”“上则”相对，河岳与日星把空间拉到天地之间，随后一句“于人”才转入人的世界。诗的论述有清楚次序：正气如何散布于万物，如何在人身上表现，又在怎样的处境中显现为节操。末两句提出“时穷”，下面所举的历史人物都曾在危难中守节。15

五言句适合这样的层层铺陈。每句大体两字一顿，后接三字，词语较为整齐，读来有连续推进的庄重节奏。开头“形、星、冥、庭、青”一组平声韵贯穿其间，论述即使不断扩大范围，声音仍保持着同一方向。诗人建立的，首先是一段可以反复诵读的完整开篇。

历史人物的排列与换韵

接下来十六句，诗中连续举出历史上的不同事例：

在齐太史简，在晋董狐笔。
在秦张良椎，在汉苏武节。
为严将军头，为嵇侍中血。
为张睢阳齿，为颜常山舌。
或为辽东帽，清操厉冰雪。
或为出师表，鬼神泣壮烈。
或为渡江楫，慷慨吞胡羯。
或为击贼笏，逆竖头破裂。

齐太史与晋董狐坚持史官的书写责任，16张良抗秦，苏武持节，17严颜拒屈，嵇绍护卫君主，18张巡与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守城抗敌。19管宁的辽东帽联系避乱守操；20诗还列出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、祖逖渡江时的誓言和段秀实以笏击逆的行动。21

诗把复杂故事压缩为容易记忆的器物与身体部分。简、笔、椎、节可以握持，头、血、齿、舌指向牺牲，帽、表、楫、笏则使人物以不同姿态出现。每个短语联系一个熟知的故事，以“苏武节”代替重述苏武生平，人物的列举得以在五言句中连续展开。

排列的句式也在变化。前四句连用“在”，依朝代和人物指出正气的所在；接着用“为”，说明它显现为什么；后面以四组“或为”逐一补充，每一事例占两句，多出的一句可以写赞叹和行动。事例由一行延展为两行，“或为”的反复标出分界，后半段的停顿间隔随之拉长。

声音在这里随内容换了一次。前段平声韵收于“丹青”，这一段转押“笔、节、血、舌、雪、烈、羯、裂”等古代入声字。它们在中古音系统中属于带塞音韵尾的音节，停收较促；今天用普通话读，原有音类已分散，仍可从重复句式和句尾位置感到连续列举的节奏。古体歌行允许随篇章转换而换韵，这里的音韵变化正与历史列举相接。

历史人物一一列过，诗人再以四联承接：

是气所磅礴，凛烈万古存。
当其贯日月，生死安足论。
地维赖以立，天柱赖以尊。
三纲实系命，道义为之根。

此处又转入“存、论、尊、根”的平声韵组。列举暂时结束，论述回到共同依据，也把此前天地、人物与危难重新连起来。“三纲”属于文天祥所接受的传统伦理秩序，君臣等关系是其思想的组成部分。22在他的理解中，坚持道义包括守住对宋朝的忠诚，改仕元朝也就意味着背弃为臣的责任。

从古人回到土室

《正气歌》的后半，第一人称重新出现：

嗟予遘阳九，隶也实不力。
楚囚缨其冠，传车送穷北。
鼎镬甘如饴，求之不可得。
阴房阒鬼火，春院閟天黑。
牛骥同一皂，鸡栖凤凰食。
一朝蒙雾露，分作沟中瘠。
如此再寒暑，百沴自辟易。
嗟哉沮洳场，为我安乐国。
岂有他缪巧，阴阳不能贼。
顾此耿耿在，仰视浮云白。
悠悠我心悲，苍天曷有极。
哲人日已远，典刑在夙昔。
风檐展书读，古道照颜色。

“阳九”借指灾厄，“楚囚”与保留冠服的故事相连，诗人用典说明自己的被俘和北送。23接着出现阴暗牢房、混杂的羁押环境、随时可能到来的病死，开头序文写过的身体处境重新进入诗中。24前面的历史人物因此与眼前生活发生联系：他在这些故事中寻找可以遵循的方式，再以自己的遭遇回答它们。

从“嗟予”以下，诗又转用仄声韵，古代入声字相续，句子比开头的平声铺陈更显顿挫。全篇有几个较大的声音段落，分别承担天地正气、历史列举、伦理申述和个人处境。换韵帮助长篇在连续吟诵中形成层次。

“沮洳场”指低湿之地，与“安乐国”并置，表达的是对处境的主动解释。后面的“悠悠我心悲”，又写出他在困境中的悲哀。古人已远，困境仍在，他仍须在时间中继续自持。

最后两句写风檐下展书阅读。“古道”承接前面列举的史事与道义，“颜色”落到此刻读书人的面容，“照”字把所读与所感联系起来。长篇从天地、千古收回囚室，结束在文天祥每日仍能做的一件事上。25

把杜甫的句子重新写成诗

狱中读杜甫，促成了文天祥的《集杜诗》二百首。他在自序中说，诵读渐熟，因其中的五言句集成绝句；自己想说的事情，似乎杜甫早已替他道出。反复玩味以后，“但觉为吾诗，忘其为子美诗也”。26这里所说的亲近，已经从欣赏发展为对语言的重新使用。

集句诗取用前人的完整诗句，重新组织篇章。它与用典、化用的取材单位不同：用典可以只取一个旧事或名称，化用可以改变原句的词语，集句则通常保留整句字面，靠选择、排序和新题目生成意思。文天祥从杜诗中取五言句，先后写成二百首绝句，诗前小注又交代宋末人物与事情。

全组开篇《社稷第一》写道：

南极连铜柱，煌煌太宗业。
始谋谁其间？风雨秋一叶。

四句分别取自杜甫不同作品。27第一句原在送人入蜀诗中展开地域，第二句来自《北征》，涉及唐太宗的功业；文天祥将它们并置在“社稷”题下，以疆土之大接王朝基业之盛。后半提出追究，又用风雨中一片秋叶收束，宏大的国势在四句之间转为岌岌可危。

前两句先写疆域与功业，第三句转问“始谋谁其间”，后面需要一个回答。《社稷》却接“风雨秋一叶”，把提问留下，只呈现倾危的形象。文天祥选择的四句可以在原字不改的条件下形成新的起伏，第三、四句尤其借问而不答的关系完成转折。

“业”与“叶”押入声韵，词义一边是帝王基业，一边是一片秋叶，落韵的位置又把两个词联系起来。写集句须同时照应新篇的意思和声音，并寻找能够承前启后的原句。《社稷》的联系由标题、词义和韵脚共同建立。

读这种诗有两层时间。一层是杜甫原作中的唐代经验，另一层是文天祥重新组织的宋末现实。旧句中的“太宗”原有所指，在宋代王朝的题目中又发生新的联想；“风雨秋一叶”原是前人写下的形象，此时承接全篇的国势。词句保留原貌，指向却由标题、顺序和小注重新安排。

文天祥在序中再次提到“诗史”，希望后来的史家能够从作品考察所经历的世变。28他既亲自写诗，又借用杜诗，把历史记录分散到不同形式中。《过零丁洋》的自叙、《正气歌》的列举与《集杜诗》的重组中，诗人调动熟悉的文学资源，保存事件，也安顿自己在事件中的位置。

诗怎样留在后人的记忆中

文天祥身后，诗文、画像、祠祀与书法共同参与了他的形象传承。北京文天祥祠建于明代，后世在那里祭祀、凭吊；29画家绘其像，书家抄录《正气歌》，选本则反复收入《过零丁洋》等作。读诗和认识其人，经由这些不同媒介不断相互加强。

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人《文天祥像》，上方诗塘后来书入《正气歌》。诗文与人物被装裱在一起，观看的人可以先见其面容，再读其言。画像出自后世，所呈现的是纪念传统中的文天祥；诗塘的文字则说明，后人认识他的主要途径之一，正是反复书写、吟诵这些作品。

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“玉带生砚”，馆方定名保留“传宋文天祥”的说法。砚身有天然白纹，也留下与文天祥相关的铭文及清代乾隆的题铭。30它的流传使一个文房器物逐渐成为后人寄托景仰的对象。器物上的题刻层层增加，保存了后世不同年代对文天祥的理解。

这些纪念方式，使名句获得很长的生命，也容易让阅读集中于少数最明确的表态。重新翻开诗集，那里还有“归乡如不归”的路途、“挑灯夜未央”的除夕，以及在狱中反复诵读杜诗的日常。他的坚持贯穿其间，各篇却有自己的语气、节奏和结束方式。

诗与图像 ／ 传宋文天祥 · 石砚 · 馆方摄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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