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五马图》的第三匹好头赤鬃毛不长,身体浅赭,腹部饱满。牵马人站在马首前,脸稍抬起,右手握着松垂的缰绳,宽衣从肩上斜落,露出胸口和小腿。人身瘦长,马站得安稳,绳子留着余量,双方都很从容。少数轮廓线配合薄色,既画出不同身体,也表现了牵引时相互照应的姿态。
李公麟以线描著称,《五马图》也常被放在白描传统中讨论。画中马身有颜色,络头带红,衣领和脸部有轻微敷染,薄色之下墨线清楚。线条确定身体转折,淡色补出饱满体积,两者配合,使画面简净而形貌细致。
李公麟熟悉经典、古物与前代绘画,也把这些学问用于具体造型。《五马图》分别描绘名马与牵引者,《孝经图》把经义安排为奉养、行礼、刑罚和规劝的场面。人的衣冠、动作与彼此距离,随着题材承担不同含义。苏轼、黄庭坚的题跋又把画作与朋友的学问、处世联系起来,形成了士人作画、读画的一种方式。
01一 仕宦、好古与作画
李公麟字伯时,号龙眠居士,舒州人,熙宁三年(1070)进士。早年历任南康、长垣县尉及泗州录事参军,经陆佃推荐入京,任中书门下后省删定官、御史检法。仕宦之余,他收藏古物、书画,与苏轼、黄庭坚交往。元符三年(1100)因病致仕,归居龙眠山,1106年去世。1
《宋史》说他“好古博学,长于诗,多识奇字”,又记他能够考察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的时代,辨识铭文。器形与文字要互相参证,所需知识涉及年代、制度和用途。这类古学修养也与他的绘画相通:画经典故事,冠服、器具和礼仪动作各有依据,所画之物须与人物身份、场合相称。2
《宋史》将李公麟收入文苑传,记黄庭坚赞其“风流不减古人”,又说他“因画为累,故世但以艺传”。画名太大,诗文、学问和处世的名声反受遮蔽。在这套士人评价中,绘画是其才艺的一部分,朋友还希望人们了解他完整的修养。画家的身份也随这些品评进入后世叙述。3
苏轼、黄庭坚为他的画题诗作跋,既谈画中景物,也谈画家本人。绘画成为朋友交往的一部分,诗文与图像随卷流传,作品的意义也因题跋而增加。李公麟的学问和画艺在这个圈子里受到共同品评,文士的生活、趣味与处世因而进入了绘画史。
02二 白描的线怎样使形体站得住
东京国立博物馆藏《五马图》为五组人马相继出现的手卷,纸本墨画淡彩,现登记28.1×259.0厘米。前四组旁有马名、来历等题记,第五组现无马名文字;卷后接黄庭坚、曾纡跋。画上没有李公麟署款,早期题跋将它与李公麟相连,馆方据此传统及画面研究收藏展示。4
白描通常指以墨线造型而不设色的画法。《五马图》加有淡彩,主要用线交代形体。衣服遮住肩、肘、腰、膝,画家借衣纹表现关节和身体转向:线沿肩背落下,转到手肘附近折回,再与短褶接起。衣料的垂坠和身体的动作相互配合,人物穿着宽袍也有明确姿态。5
凤头骢旁的牵马人宽袖抱手,两肩撑开,上臂放松,衣褶到腕边向内聚拢。胸前斜线分别从肩、腋下和袖口伸向两手,下方袍面较平直,到脚边才稍向两侧分开。衣料随抱手动作收紧,长袍下垂处又舒展,上密下疏的线条表现出安静而自然的站姿。
人的眉眼、鼻翼、嘴角和须发只用少量笔墨。眼睑较轻,鼻梁与鬓须向下延续,脸部轮廓随转头而偏侧。马眼墨色重,位在狭长头部的一侧。牵马人稍稍仰脸,马首偏向画外,深浅不同的细线画出各自五官与神情。
马背从肩到臀较平缓,颈胸曲线向下收向前腿;腿部细长,关节和蹄缘转折较多。背上长而轻的轮廓,与腿上较重短线相接,宽大躯干和细小关节都得到相应描绘。线条随着身体部位改变,马的站立也有了支承和分量。
马腹是一整片浅色,鬃尾用相聚细线顺着毛发画出。人的袍面较空,腰间小物件则线条细密。长毛、布料和皮肤各有质地,画家根据表面特征安排笔迹:鬃尾密而细,短毛贴肤的腹背以轮廓和浅色表现饱满。
好头赤的额部较平整,眼窝聚着短线,鼻梁向下延伸,到鼻孔加重。口唇、下颌和鼻端各有细小弧度,眼鼻口之间留着较大浅色面。深墨集中在五官附近,与较轻轮廓配合,马首稍向外转的体积和神态同时显现。
络头绕过额部,沿面颊下行,在鼻部转向另一侧,再接到缰绳。两条平行细线夹着窄色面,画出带子的宽度。皮带盖住脸部时,面部轮廓中断;转入马首后方,带子自身又隐去。线条的断续分清覆盖和遮挡,络头紧贴着马首,宽度与绕行方向都很清楚。
03三 《五马图》的连续与差别
凤头骢身躯浅,鬃尾和四肢末端深,细碎浅灰斑纹沿臀部与腹侧相连。颈部抬起,耳朵上竖,四腿间隔清楚。薄色顺着体表铺开,轮廓交代肩胸和腹背转折,身体饱满,斑纹也完整可辨。
锦膊骢的鬃毛与肩部斑纹浓黑,颈背长毛下垂,躯干其余部分较浅。凤头骢的深色集中于鬃尾和腿端,锦膊骢前半身的黑色尤其醒目。相近的浅色身躯,因深墨位置和斑纹密度不同,呈现出不同体貌。
好头赤的赭色铺得较整,背部低平,腹线从胸口向后缓缓抬起,两条后腿稍有错落。马首向外偏转,眼鼻口的形态较集中地显露。浅赭色使身体饱满,内部细线分出胸肌、腹侧和腿根,薄色与墨线共同塑造形体。
照夜白身躯、鬃尾都浅,红色络头绕过马首,缰绳在牵马人手前弯垂,鲜明色线集中于头部。身体主要以细轮廓表现。题记将它记在北宋进献的名马中;唐玄宗坐骑也有照夜白之名,名马以毛色命名的习惯沿用到了后来。6
人马分组画在空纸上,地面由脚和蹄的位置暗示,组间留着题字与间隔。大体相同的“马在左、人在右”反复出现,毛色、衣冠和站姿逐组变化。手卷展开时,相邻图像依次显露,先前的浅斑与后来的浓肩、赭色相互比较。稳定的格式使细小差异尤其清楚,每匹马和牵引者都保持各自面貌。
04四 牵马人为什么值得单独细看
牵马人站在马首附近,肩头与马背相较,人的身高提供了判断马匹大小的尺度。各人衣冠与体态不同,马的高矮肥瘦也因此容易辨认。描写牵引者既呈现驯马的情境,也有表现名马身量的作用。
锦膊骢旁的人衣服端整,身体近于直立,双手在腰前,长袍从颈下垂至脚边。浅衣正面有红色衣缘,深腰带绕过中部,形状整齐。马的浓黑头颈挨着浅色人身,人体与马体以不同墨色相衬,双方的形貌都清楚。
好头赤的牵马人敞着胸口,衣摆在腰胯折成几层,宽袖随曲肘动作堆拢。右臂向前下方伸出,握着缰绳;左手持一件刷具,收在身侧。肩胸微转,脸稍抬起,衣纹浓黑,与暖色马身相邻。手腕前的绳子弯垂有余量,马没有被拉紧,人也显得从容。衣袖的回折、身体的转向和牵引关系在同一个姿势中得到表现。
裸露胸口只有少量内线,袖口和腰间布料回折较多,须发又以短密笔迹聚在脸上。皮肤平整,衣料柔软,须发细碎,墨线随物象改变。人物姿态连贯,身体各处也有不同质感。
画旁题记记录马名、年龄、身高、收马时间与来处。凤头骢旁写“八岁,五尺四寸”,又记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、左骐骥院和于阗国。马的浅色斑纹、饱满肩腹由图像表现,登记的岁数和尺度则留在文字里。人马图既有宫廷档案的具体对象,也有画家对形貌与神态的描绘。7
05五 《孝经图》怎样把经文变成人的相待
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《孝经图》,著录为李公麟约1085年作,绢本墨笔淡设色,现存画心纵21.9、横475.6厘米。经文与图像交替展开,卷后题跋另装,现与一件现代摹本同列1996.479a–c号。下列细部取褐色绢地的原迹,画面和文字保存着旧损及修补痕迹。8
《孝经》以孔子与曾子的问答讲孝道,从奉养父母推及仕宦与治国。许多章只规定应当怎样待人,服饰、场所和经过须由画家另行安排。人物的位置、动作与周围器具使抽象教义成为具体交往,图像也因这些选择而含有画家的理解。9
《纪孝行》第十说:“孝子之事亲,居则致其敬,养则致其乐,病则致其忧,丧则致其哀,祭则致其严。”平日相处、奉养、病丧和祭祀各有要求。奉养图把老人安置在高台上的两把椅中,一旁有人奉食,下方有乐人和孩子活动。饮食、音乐与长幼相伴,把“养则致其乐”表现为一种具体家庭生活。10
两位老人脚下各有小承足,上身稍稍偏转;侍立者端着盛器,双手举物,姿态规整。下面乐人的坐姿较松,孩子的头和手朝向各异。奉食与表演围着老人展开,端正服侍中有活泼相伴,敬与乐在同一场面里并存。
高台边缘、脚踏层次、衣袖与盆中花木,都用轻重不同的线交代。家具长直线较稳,袖口曲线下垂,花叶笔迹细碎,各有形状和位置。屋内器物画得细,中心始终是围着老人展开的活动,陈设也参与家庭生活的气氛。
另一个室内场面中,长者坐在靠背椅上抬手,面前的人侧身略屈,脸朝向他。屏风立在后方,旁人侍立,下面有人搬动家具。椅前相见是场景中心,四周服侍和整理的动作继续进行,会面因而有了完整的日常环境。
坐者的手从宽袖中伸出,来者弯腰,头随身躯降低,双方相隔一段距离。动作幅度很小,姿态郑重而温和。抬手与俯身互相应答,人物的尊卑通过轻微身体变化表现出来。
06六 台阶、坐具和人物的高低
高台、阶梯和坐具也参与礼仪。仪式中心高起,来者沿阶接近;椅榻与屏风围出坐者的区域,站立者在前方应对。冠服表明身份,人物的高低与距离进一步说明谁受礼、谁行礼,伦理关系因而落实为空间安排。
斜向高台横过一段画面,上方戴冠者密集,下方人物较疏,其中有成人和孩子。台上头部错落,台下身体较完整。台沿从右上伸向左下,把密集人群与近处来者分开,前后深度和仪式位置同时清楚。
台上有人侧望,有人向前,后排的头冠从前排肩后露出。前排衣纹完整,后排躯干被遮住,人群叠成几层。多人同处一台,各自转头与身体的遮挡相配合,队列有秩序,也有个别姿态。
祭祀图把器物与行礼者放在高坛上,长阶斜向下方,右侧有随从,下面成组跪拜。相近间隔的横线交代连续台阶,人物沿通路分处高低。礼仪中心抬高,接近它需要经过一段距离,尊崇也在这种空间关系中表现出来。
斜向台沿、人物遮挡与高低位置共同形成纵深。上方地面向后延伸,前排身体盖住后排;人物大小变化较少,远处衣冠和手势也画得清楚。画家既分出层次,也使参加仪式的人保持可辨的姿态。
宗庙祭祀图在中央留出宽地,上方供桌附近列着器物与牌位,两侧人物相向,下方左右又各成一组。栏杆从前方伸入,围出可通行区域。人群朝向祭祀处,中央空地因两侧聚集而显得肃整,仪式中心有了明确位置。
这片空地上邻供桌与行礼者,下接阶梯,左右有栏杆和席地人物。左下人群背对画外,右下人物转向内侧,两组都朝着深处。肩背、持物与身体朝向分清行礼方向,脸部露得不多,仪式关系也很明确。
坐者周围通常留有空地,站立者从前方接近,行礼和交谈各有距离。椅背、脚踏确定身体怎样安置,家具直线衬出袍袖弯曲。身份地位由冠服、坐立与接近方式共同表现,日常坐具因此也成为人物关系的一部分。
奉养场面里的器物随端持、奉食而安放,祭祀场面的器物则列于供桌和坛上,高低、形状与间隔都有差别。李公麟熟悉古器,经典图画也需要这些形制与用途的知识。器物画得可辨,人物怎样奉养、怎样行礼就有了相应的环境。
奉养图中,奉食者、老人和孩子相距较近,活动围着同一处展开,照料显得亲切。宗庙图中,中央空地较宽,两侧人物朝向深处,行礼显得肃整。同样以细线描人,亲疏与气氛随着位置、距离而改变,礼仪的不同要求也进入了画面。
07七 敬亲、刑罚与规劝
《五刑》第十一旁的场面转为衙署。上方官员坐在案后,随从侍立;阶下人群分成几组,前景有人持杖,有人受缚屈身。堂上安坐与堂下身体扭转相对,权力的施行和人的受制在高低位置及动作中表现出来。
经文说“五刑之属三千,而罪莫大于不孝”,又将“要君”“非圣人”“非孝”并列为“大乱之道”。伦理责任在这里带有刑罚的强制。官员端坐,惩治由阶下的人执行,前景交错的手臂、杖与受缚身体表现出直接控制。画家用人物接触和堂上堂下的距离,将严厉条文变为可以辨认的权力关系。11
《广要道》第十二的场面写行礼。上方两人相向,一人抬手;左下主人坐着,面前来者弯身,附近有人端器服侍,前景有佩刀执杖的随从。主人的姿态较松,行礼者屈身,背部成弧,双手收在前方。两者相隔的空地划定受礼与行礼的位置。
经文把“教民礼顺”与“安上治民”连起来,并说“礼者,敬而已矣”。主人受礼,来者屈身,侍从候立,敬有明确的对象和姿态。家庭中的爱敬扩展到社会教化,画中的高低、坐立也表现了礼所要求的尊卑。12
《谏诤》第十五记曾子问:“子从父之令,可谓孝乎?”孔子回答,面对不义,“子不可以不诤于父,臣不可以不诤于君”。爱敬包含规劝的责任,父子与君臣都在此列。经典既规定服从的秩序,也要求亲近者纠正过失,孝的实践因此还取决于所做之事是否合义。13
对应图画把会面放在庭园,高石与竹叶占右上,几只鸟在石旁展翅。石孔以浅深墨色表现,竹叶用较黑短笔从石后伸出。下方人物改用细线,空处留给相对的两人,庭园景物围出一段郑重交谈的空间。
站立者收手于腰前,身体端直,对面的人弯腰低头,衣服外缘分出两种姿态。图像画出恭敬会面的情境,经文说明所谈关乎规劝。人物有礼,意见可以不同;爱敬和纠正过失在这次会面中相容,图与文共同赋予动作更具体的伦理含义。
奉养、刑罚和规劝沿卷接续出现。奉养场面的递食、奏乐与孩子活动,描出亲切的家庭生活;刑罚图改变了人物相处的方式,杖与受缚身体接触,伦理责任带上官府的强制。庭园会面又以有礼的姿态容纳规劝和异议。几段图使用相近细线,选取的动作与距离随经文改变,爱敬的不同要求也有了各自可感的形态。经典图画既是经义的解释,也是士人理解家庭和仕宦行为的一种方式。
08八 线描传统的延续与署名问题
李公麟的人物画法经后人临写而流传。清楚的衣纹、脸部朝向和手势,适用于宗教问答、历史故事及高士生活;人物增多,也能保持各自姿态。佛教图像的传摹将这种线描运到新的衣冠与人物组合中,传习包括沿用画法,也包括重新安排题材。
故宫藏《维摩演教图》无作者款印,明人题跋称李公麟作,现代研究有宋人、金代马云卿等判断。金维诺根据王振鹏《维摩不二图》题跋所记马云卿底本,提出新的归属。两图人物样式的联系,也成为研究李公麟线描传统如何在后世传摹的线索。14
王振鹏《维摩不二图》作于1308年,卷后题跋记他为后来的元仁宗临写金马云卿的茧纸本,当时仁宗尚为皇太子。大都会博物馆把现卷视为供皇太子审看、再制作设色本的草稿。先以墨线确定人物、衣纹和坐具,既能独立呈现形体,也能为下一步设色作准备,线描因此有不同的制作与欣赏用途。15
王振鹏笔下坐榻直整,衣纹曲折密集,飘带伸到身体之外。与《孝经图》的日常相见相比,神圣人物服饰和随从更繁复。后人沿用清楚勾线的本领,配合新的身份和题材,繁密人物也有各自位置。
李公麟也临写唐代画马传统。故宫藏《临韦偃牧放图》绢本淡设色,纵46.2、横429.8厘米,著录为他临韦偃之作。大群人马在疏散、聚集、休息与奔跑中变化,与《五马图》逐组描绘名马各有布局。临写使前代题材和构图得以延续,李公麟的造型本领也能在大规模群像中施展。
卷首篆书题“臣李公麟奉敕摹韦偃牧放图”,题名同时列原作者、摹写者及奉敕制作的关系。画中的人马从密集渐趋疏散,各种活动随展卷展开,临古也需要统筹长卷的节奏。此画把唐人画马传统带入宋代,传承既有题名中的归属,也有实际的布局和造型工作。16
09九 题跋里的李公麟,画面里的李公麟
黄庭坚在《五马图》跋中先把李公麟比作南朝诸谢中有风度的人物,再转述朝士对其官位的议论,接着说:“伯时丘壑中人,暂热之声名,傥来之轩冕,此公殊不汲汲也。”丘壑中人指喜爱山林、不急于名位的人,轩冕代指官位。题跋从人马图转向朋友的风度,画卷也成为记录士人相知的地方。17
黄庭坚的赞语与《宋史》重视诗文、古学和处世的叙述相近。题跋既出于朋友的欣赏,也向后来读画的人介绍他所认识的李公麟。文字随画卷流传,友人之间的品评逐渐参与画家的历史形象,画名与士人声望也相互影响。
苏轼《书李伯时山庄图后》说:“有道而不艺,则物虽形于心,不形于手。”“艺”指把所见所思落实为图像的本领。苏轼看重朋友对山川、人物的深入体会,也看重熟练手艺。牵马人的曲肘、袖褶和缰绳,需要几处线条交接得当,身体与衣料才相互贴合,观物所得由这些具体工作化为图像。18
李公麟熟悉经典、古物与前代画法,题材选择有广泛知识作为依据;作画时,知识又须落实为手怎样递出、衣袍怎样随身转折。《五马图》保存名马的个别形貌,《孝经图》为经义安排人与人的交往。士人的学问和生活增加了绘画的内容,细致造型使这些内容成为可见的身体与场景。朋友题跋珍视他的修养,传世画面也保存了他对手艺的用心。
作品与知识回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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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注释与图像
[1] 《宋史》卷四百四十四《文苑六·李公麟》记“字伯时,舒州人”,历南康、长垣县尉、泗州录事参军,经陆佃推荐任京职;又记“元符三年,病痹,遂致仕。既归老,肆意于龙眠山岩壑间”。元符三年为1100年。台北故宫“千年的相逢”展李公麟小传记其1070年登进士、1106年卒,任官时与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等交游。 ↩
[2] 《李公麟传》好古一段:“好古博学,长于诗,多识奇字。自夏、商以来钟、鼎、尊、彝,皆能考定世次,辨测款识,闻一妙品,虽捐千金不惜。”世次指时代、先后序列,款识在此指器物铭文;钟鼎尊彝为古代礼乐器类。 ↩
[3] 《李公麟传》末段:“传写人物尤精,识者以为顾恺之、张僧繇之亚。襟度超轶,名士交誉之,黄庭坚谓其风流不减古人,然因画为累,故世但以艺传云。”亚为可以接近、次于其后;艺在此为绘画技艺。传文把诗文古学、人物画与风度声望合写,末叹画名遮住其他名声。 ↩
[4] 东京国立博物馆ColBase《五马图卷》:TA-694,北宋,李公麟,纸本墨画淡彩,现列28.1×259.0厘米;日本文化厅“文化遗产在线”同件档案所列一致。本卷无作者落款,卷后有黄庭坚、曾纡跋,依早期题跋和画面维持李公麟归属。前四马有来历、名字、年龄、身高题记,末马现无相应题字。 ↩
[5] 根津美术馆2023年11月5日“北宋书画精华”展说明指出,长期只见黑白印本使人将《五马图》想作纯墨画,重现的作品有细致设色。ColBase“品质形状”项登记纸本墨画淡彩。 ↩
[6] 《五马图》照夜白一组原图及题记记北宋照夜白的进献事,红色络头与浅色身躯见本篇图版5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韩幹《照夜白》档案将唐代作品所绘马记为玄宗坐骑。照夜白以毛色洁白得名,两个时代的画中各有同名马。 ↩
[7] 《五马图》凤头骢题记,图像TA-694_E0131129含“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”“左骐骥院”“于阗国”,又记“凤头骢,八岁,五尺四寸”。左骐骥院为掌管御马的机构;凤头骢为此马之名,八岁记年龄,五尺四寸记马高。 ↩
[8]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《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》档案:1996.479a–c,李公麟,约1085年。a为画卷,绢本水墨设色,21.9×475.6厘米;b为题跋,26.4×529.9厘米;c为保存十七世纪补绢形态的现代摹本,23.2×497.8厘米。正文细部取a卷,馆方页面将三部分图像同列。 ↩
[9] 《孝经·开宗明义》第一以“仲尼居,曾子侍”开始,后说“夫孝,德之本,教之所由生”,又说“夫孝,始于事亲,中于事君,终于立身”。本文所引经文以《孝经郑注》所存今文十八章的章名和次序标示。 ↩
[10] 《纪孝行》第十:“孝子之事亲,居则致其敬,养则致其乐,病则致其忧,丧则致其哀,祭则致其严。五者备矣,然后能事亲。”郑注释养则致乐为“乐竭欢心,以事其亲”,释祭则致严涉及斋戒、敬慎。 ↩
[11] 《五刑》第十一:“五刑之属三千,而罪莫大于不孝。要君者无上,非圣人者无法,非孝者无亲,此大乱之道。”要君为要挟国君,非为非议、否定。经文将不孝和政治秩序相联。 ↩
[12] 《广要道》第十二:“教民亲爱,莫善于孝。教民礼顺,莫善于悌。移风易俗,莫善于乐。安上治民,莫善于礼。礼者,敬而已矣。”悌为敬顺兄长,后文以敬父而子悦、敬兄而弟悦、敬君而臣悦,说明礼教从亲属关系扩展到治理。 ↩
[13] 《谏诤》第十五先记曾子问“敢问子从父之令,可谓孝乎”,又说“父有诤子,则身不陷于不义”,进而说:“故当不义,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,臣不可以不诤于君。”诤为直言规劝。郑注释为君父有不义之事,臣子应谏诤。 ↩
[14] 故宫博物院《维摩演教图卷(传)》档案:新00146319,纸本墨笔,34.6×207.5厘米,无款印。王中旭《故宫博物院藏〈维摩演教图〉的图本样式研究》开篇,第98—99页述金维诺据大都会所藏王振鹏临本题记,提出北京本与金马云卿茧纸本的联系;徐邦达等有宋人说。 ↩
[15]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王振鹏《Vimalakirti and the Doctrine of Nonduality》档案:1980.276,1308年,绢本墨笔,画心39.2×218.3厘米。馆方视其为向未来元仁宗提交审看的预备稿,之后拟作设色本。王中旭研究第99页引卷后王振鹏自题,记皇太子出示张子有所进金马云卿茧纸本,命其临写。 ↩
[16] 故宫博物院《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卷》档案:新00087176,绢本水墨淡设色,46.2×429.8厘米。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18年第4期《“董跋本”李公麟〈孝经图〉考辨》第76页所录卷首篆款:“臣李公麟奉敕摹韦偃牧放图”。馆方说明马群在长卷中从密集驱行到分散休息、饮水等活动。奉敕为奉皇帝之命,韦偃为所临原画作者,李公麟为题名中的摹写者。 ↩
[17] 《五马图》卷后黄庭坚跋,图像TA-694_E0131134:“余尝评伯时人物似南朝诸谢中有边幅者。然朝中士大夫多叹息伯时久当在台阁,余告之曰:伯时丘壑中人,暂热之声名,傥来之轩冕,此公殊不汲汲也。”有边幅为有风度、有仪表,台阁代指朝廷要职,傥来为偶然到来,汲汲为急切追求。 ↩
[18] 苏轼《书李伯时山庄图后》先论李公麟熟悉山中泉石、草木和人物,说“其神与万物交,其智与百工通”,接着说“有道而不艺,则物虽形于心,不形于手”。道指对事物的深切体会,艺指作画的具体本领;心中所得需要由手上技艺表现。 ↩
图像来源与性质:《五马图》人马及黄庭坚跋取ColBase东京国立博物馆TA-694公开图像,按CC BY署源;ColBase利用说明。《孝经图》及王振鹏《维摩不二图》取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放图像,分别为1996.479a、1980.276,公共领域。均为古代二维画作的忠实复制,保留原方向与色调;图中旧损和修补为传世本现状,局部只调整显示范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