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维写过两种相逢。一种是“相逢意气为君饮，系马高楼垂柳边”。遇见一个意气相投的人，便把马拴在柳树旁，上楼喝酒。原本要去哪里，先不管了。另一种是“偶然值林叟，谈笑无还期”。在山里走着，碰见一位老人，站下来聊聊，聊着聊着，忘了回去。
《少年行》
新丰美酒斗十千，咸阳游侠多少年。
相逢意气为君饮，系马高楼垂柳边。
《终南别业》
中岁颇好道，晚家南山陲。
兴来美独往，胜事空自知。
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
偶然值林叟，谈笑无还期。
这两次相逢放在一起读很有意思，能看出一个人从年少到年长的变化。年少时高楼边有酒，有马，有垂柳，人的兴致很足，仿佛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去做。年纪大了在山林里，就简单多了，连谈了什么也没有写，只知道两个人聊得不错，谁也没急着走。
一个“为君饮”，一个“无还期”，感觉很是不同。但他们又都愿意为眼前那个人停下来。年轻时的热情，到了后来，似乎也没有全丢。
《少年行》写的是游侠，未必就是王维自己的经历。不过，读到那种毫不迟疑的劲头，还是能想到他年轻时的样子。能诗，能画，懂音乐，很早便受到赏识。长安城里有那么多人愿意听他说话，一个有才气的年轻人，对往后的生活有所期待，是很自然的。
我们往往更熟悉空山新雨里的王维，容易忘了他也写过“天子临轩赐侯印，将军佩出明光宫”。那时候，立功、受赏，被人看见，都是值得认真写进诗里的事。殿门打开，将军佩着侯印走出来，这个背影，他曾写得很有神采。
王维字摩诘，名与字合在一起，便使人想到《维摩诘经》。他母亲崔氏长期信佛，喜欢山林里的清静生活。佛教对他而言，应该很早就是熟悉的东西。只是熟悉，并不意味着一个年轻人便没有向外走的愿望。母亲安坐的屋子和长安城里的热闹，都曾让他觉得亲近。
后来他请求把山居捐出来改成寺院，写到那里有母亲坐过、走过的地方。读到这里，我觉得，佛教对他也不全是道理。竹林果园还在，人已经不在了，想为母亲再做一点什么，也是舍不得。
王维后来经历的事情，远比少年时所能想到的复杂。
安史之乱中，他没能随朝廷离开，被叛军抓住，虽然服药装病，仍被迫做了叛军的官。唐军收复两京后，他又因此被追究。因为写过怀念朝廷的《凝碧池》诗，加上弟弟王缙愿意放弃自己的官职替他赎罪，他才被从轻处理。此后他继续做官，最后做到尚书右丞。我们读到的那个烧香独坐的王维，是下朝之后回到屋里的王维。
想到这里，便很难说他已经把一切放下了。朝廷还要去，旧事也不会因为重新有了官职，就从心里过去。旁人的议论或许会渐渐少些，自己怎样看待自己的经历，却没有那么容易。
“一生几许伤心事，不向空门何处销。”我读这两句，更先听见的是“伤心”。人若已经没有什么放不下的，似乎也不必这样问。佛法也许给了他一个可以安静坐下来的地方，但坐下来之后，往事未必就不再来了。对比《听雨》中提到的“齿豁头童六十三，一生事事总堪惭。”，王维倒是比赵孟頫已经又往前走了一步。
这一步走出去，才会有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吧。
沿着水走，走到水尽的地方，眼前没有原来的路了。王维坐下来，抬头看云。诗没有写他怎样想的，也没有说坐了多久，只是目光从脚边的流水，移到了天上。
我觉得这里最难得的，是他没有急着给这趟出门定目标、找结果。水走完了，便在这里待一会儿。云什么时候起来，往哪里去，都不必由他安排。对一个做官时经历过那么多起落的人来说，能有这样的片刻，大概已经很好。
“偶然值林叟，谈笑无还期”又让这份清静有了人气。“偶然”说明没有约好，“谈笑”说明他并不拒绝相逢。一个人出来走走，遇到聊得来的人，也愿意多待一会儿。“无还期”里的“无”，说的是没有定下回去的时间。他暂且忘了钟点，心里也容得下一个陌生老人。
想到走到尽头，我也会想到阮籍。
阮籍有时独自驾车出门，不择道路，走到车子不能再往前的地方，便痛哭着回去。那种感觉，和王维坐下看云相隔很远。眼前的路断了，心里原本压着的事情，仿佛也一同涌了上来。他究竟在哭什么，没有细说。可一个人要走到无路可走时才能这样哭，平日里肯定已经忍了很久。
嵇康的性情更直。他不愿接受的事，会明白地说出来。后来受到朋友吕安案子的牵连，临刑前还要取琴，弹《广陵散》。想到那个场面，我很难只觉得他看得开。他还惦记着琴，惦记着这支曲子以后能不能有人弹下去。到了最后，仍有他珍惜的东西。
他们都喜欢老子、庄子的思想，但读懂一些道理，和在逼迫中保护好自己，是两回事。阮籍借酒避开追问，也仍然做过官；嵇康想照自己的性情生活，却没能因此躲开灾祸。不能因为王维后来能够坐看云起，就觉得阮籍还不够想得开。轮到一个人真正置身其中，能退到哪里，有没有地方可退，往往也由不得他。
所谓“无为”，到了这些人身上，便很难只剩下清静两个字。有时是不愿争，有时是不能说，有时已经退了许多，仍有一些人、一些事情不肯答应。
苏轼又让我觉得亲近一些。他也会难受，会埋怨自己，只是常常说着说着，又看见一点有趣的东西。
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”雨打在叶子上，声音很密。他说“莫听”，想来已经听得很清楚了。“何妨”也像是在同自己商量：既然已经淋着了，慢慢走又有什么关系。
我喜欢这点商量的语气。人没有一下子变得什么都不怕，脚步倒是可以先放缓些。
到了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风雨和晴日都被轻轻带过。但前面那句“山头斜照却相迎”又那么温暖。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他仍然觉得高兴，甚至觉得那点光是来迎自己的。我不觉得这份高兴会妨碍他放下什么。因为冷过，也见到了斜照，最后的平静才让人愿意相信。
而这场雨过去以后，他也没有从此不问世事。后来再到杭州做官，西湖堵了，影响行船和用水，他仍然去清理淤泥、修堤。事情摆在那里，能做的时候，还是要做。
到了临终，身边的人还在劝苏轼用力。惟琳长老提醒他不要忘了西方净土，他回答：“西方不无，但个里着力不得。”钱世雄又劝，说先生平日一直修行，到这时候更须着力。苏轼便说：“着力即差。”
这四个字，若放在他年轻时读，大概很难想到会是他的临终话。他这一生做过那么多事，遇到不平，也常常忍不住开口。如今连最后这一点用力，他也觉得可以放下了。我想，他说的是眼前的生死。平日修行，到这里若还急着求一个去处，连解脱也成了挂在心上的事。
我不觉得这句话把他过去的认真都否定了。西湖堵了，需要有人清理；眼前有能帮的人，他也愿意伸手。只是到了此刻，已经没有什么事情非要由他做成。他说过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临到自己生命的尽头，或许仍有这样的心意：不必再催着天晴了。
王阳明离世前，说的是“此心光明”，是对于自己一生的结论。他是新儒学，不是释道。
如果借儒、道、佛来理解，我想，儒家使他们难以对眼前的人和事全然不顾，老庄让他们知道不必事事强求，佛教则使他们有机会重新看待那些总也放不下的心事。但一个人过日子时，大概不会分得这样清楚。今天在朝堂上认真争论，明天也可能只想关门坐着，两种心情都是真的。最后还是得把“拿得起”、“想得开”和“放得下”都融合了。
王维和苏轼的分别，仍然可以从诗里听出来。王维常常安静些，愿意独自看水看云；苏轼容易开口，劝自己几句，想找个人说说。可山里的王维遇见老人，会忘了回家；黄州的苏轼见到月光，就会去找尚未入睡的张怀民。他们清静下来的时候，都没有完全失去亲近别人的兴致。
再回头看“从‘为君饮’到‘无还期’”就好理解了。年轻时，遇见一个喜欢的人，总觉得要做点什么才好。请他喝酒，多说些话，最好还能相约去做一件事情。后来慢慢觉得，两个人碰巧遇见，站着聊一会儿，也很好。没有约定下一次，没有非要谈成的事，这次相逢并不因此少了什么。上周末和两个旧友喝酒，就是这种感觉。
“为君饮”里的那个“为”，原来也不全是功名和执着，还有待人的热情。“无还期”里的那个“无”，也没有把这份热情消去。
高楼边的马还系在柳树下。山林里的两个人，不知又说到了什么，暂时都没有要走的意思。